“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第一个贴反林彪大字报的人

在“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利用大字报来打倒、迫害老干部。可是，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人们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面目也逐渐有了认识。于是，人们也用大字报去揭穿野心家的阴谋。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演变到崇神状态,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胡同生与死——北京胡同之美

1953年,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一位副局长，找到建筑设计师张镩——后来的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请他在西颐路的中段——今之中关村南大街的北端，设计一座招待外国专家的宾馆，即后来的友谊宾馆。张镩很快设计了出来。     

八一厂“黑楼”纪事

一“黑楼”并非黑色之楼,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区内西北一隅新盖的尚未竣工的约莫五六百平方米的浅色小楼。由于在这座二层楼房内关押着一批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册封为“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故而群众给小楼起了一个挺人的怪名“黑楼”。“黑楼”进门处,赫然张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的布告,这就是说造反“左”派已经公开把这儿变成一座监牢了。二1966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电影厂首当其…     

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1966年,狂潮陡起,中国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当时热情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来…     

“劳改犯”的自白

“人生五十好著书”，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开国以来，我踉踉跄跄、风风雨雨地跟着时代跑了十多年，正是五十出头，也刚刚开始写点东西，而“十年浩劫”突然来临，命尚难保，遑言著书。在“浩劫”中，我既不是先知先觉，看穿政治底细而坚决抵制；我也做不到大彻大悟，看破人世红尘而处之泰然。有时却很象阿Q，虽然已是“死囚”，却生怕纸上的花押“画得不圆”。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中文系门前，题目是“徐XX软刀子杀人”，“杀人”二字竟跟徐某相联，使人心惊肉跳。接着，五花八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墙上、门上、窗上、树上、草地…     

他用镜头『写』开国元帅

张友林是我国摄影界的老前辈,又是我军著名的军事摄影家,曾荣获“全军功勋摄影家”称号.在60多年的军事摄影生涯中,他先后给十大元帅拍照,其中有六位元帅的画集收入了他的摄影艺术作品,还有数十张珍贵底片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他用镜头“写”下了元帅们的英姿,记录了开国元帅们的丰功伟绩,成为我军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每张老照片的背后,都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趣闻.     

“畅观楼事件”真相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当时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     

蜂拥而上的1967年

图文并茂的大批判专栏 我清楚地记得,革命大批判专栏的形成,是在1966年,其前身是大字报,是早在十多年前的“反右派”“四清整风”的眼球,所以每期大批判上的点题的报头、横批、对联等内容也是每期更换,就像一份大型立体的彩色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