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姥姥，被这个世界遗弃

不知道在机场听到亲人去世的消息的概率有多大,而我正是如此“幸运”的人。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周围却充斥着轻松的谈话、清晰的广播和欢快的音乐。     

汉口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我当时只有10来岁,凭我的记忆,记述一下当时武汉热烈庆祝的情景用以反映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父亲舒少南是《武汉日报》摄影记者,自己也办有“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肩负着宣传抗日的重大责任.通讯社设在汉口泰宁里,与《新快报》隔壁,该社社长万克哉(后万去台湾,居台北,已去世)与我父亲十分熟悉,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我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上我,上街去边看边走,边拍那     

哭梁湘

1998年,我身陷囹圄。有一天,我看到12月21日的《海南日报》,在报纸第二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豆腐块”的消息,说梁湘去世了。一看标题,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眼镜也雾了,我木然地坐了很久,待我缓过劲来,一幕幕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展现。     

“先救命,后治病”

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物保护“三驾马车”的单士元、罗哲文和我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学习讨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针对当时一些文物极度“濒危”、不抢救不行的现状,语重     

中国南长城及经济社会表现

一、南方长城的发现2000年4月22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78岁的罗哲文教授凝视着湮没在荒山野岭的残垣断壁,他抑止不住异常激动的心情出语惊人感叹：“这是明朝修建的中国南方长城,我寻找了整整50年,终于在这里找到,也算了结了我今生最大的愿望。”罗哲文教授是国家文物局、中国长城学会数个头衔的领导,从事长城学研究已过半个世纪,建国后曾多次组织修缮长城。50年前,他曾查阅史籍资料了解到,     

将军,您的铁军情怀感动后人

<正>农历小寒这天深夜，战友发来“原舟嵊要塞区政治部主任邓福成将军病逝”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立即联系将军的儿子邓大海，他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我：“老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2023年1月2日中午住进上海长海医院，下午情况急转直下，经抢救无效于16时25分走了。”您去世的消息传开后，网上一片悲切。伫立茫茫大海边，面对千万朵此起彼伏的洁白浪花，我知道这是成千上万的战友在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电影大亨向华胜

得到向华胜去世的消息时,耳边仿佛又一遍遍响起华胜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魏大哥”。可是从今往后再也听不到他那嘶哑的嗓音了。华胜和我同年,是向家13个孩子中的老幺,其父向前一手创立了在香港家喻户晓的帮会“新义安”。然而,他闻名却是靠自己在电影圈中创造的一连串奇迹。上世纪80年代初,23岁的向华胜创办永胜电影公司（后改名“永盛”）,在“邵氏”和“嘉禾”的夹缝里脱颖而出。     

去浙江临海，看江南长城

一提长城,人们会立刻想到象征中国、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没想到,山清水秀的浙江临海竟然也有长城,而且连文物专家、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罗哲文也誊之为“江南八达岭”。趁十月末至冬月初举行中国江南长城节之际,我飞赴临海,一睹了“江南长城”的风采!     

对遗产要“先救命，后治病”

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物保护“三驾马车”的单士元、罗哲文和我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学习讨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针对当时一些文物极度“濒危”、不抢救不行的现状,语重心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先救命,后治病。”     

"文化大革命"中的马石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马石江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马石江得了绝症.急忙打电话给他的夫人王攸琪询问,攸琪大姐为了不让我着急,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嘱咐我不要再向别的同志说了,这倒证实我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由于马石江在上海治病,从生病到去世未睹他一面,连接他的骨灰回京也未得到消息,至今深以为憾.     

与范敬宜相知六十年

2010年11月13日,本刊编委范敬宜因病去世,特发此文悼念。“生命有时很脆弱,他的一切聪明才智,都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这是很令人伤感的。”11月14日,得知老朋友范敬宜去世的消息,彭定安老人不禁连声叹息。     

点点滴滴师生情——深切怀念朱建华老师

“千里之行报恩师,桃李芬芳出朱门!”这是2006年五一节期间朱建华老师80华诞时,弟子们送给他的祝寿贺联。今年五一节,我照例给朱老师打电话祝寿并致以节日问候,却得知老师病重住院的不幸消息。5月10日,我出差刚到湖南长沙,即接到师弟的电话,说老师已经去世,两天后开追悼会,问我     

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陈强最浅的深刻，最好的坏人》

“演黄世仁的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到更多的是他的这个角色,竟不知这位反派在生活中还是一位慈父,也是一位好公公。帮儿子打下扎实的表演功底,培养儿子的戏德;生活中还教导儿子要有夫德,赐“钢鞭”给儿媳妇监督。无论是演员,还是父亲,抑或其他角色,陈老都演绎得完美无删,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怀念陈炳应老师

听到陈炳应老师去世的噩耗。我恍惚如痴人一般,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陈老师患病时日已久。电话中他也坦然地告诉了我病情已经恶化。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因惊惧而恍惚良久。当泪水漫过我的脸颊。老师慈祥、和善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世界遗产不是“摇钱树”

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步伐始于1985年侯仁之、阳涵熙、罗哲文三位先生和我共同提交的“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政协提案,当时我们四人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申报。     

拉尔夫·斯坦曼死后的荣耀

9月30日,拉尔夫·斯坦曼去世了,他的死讯让2011年诺贝尔奖显得有些尴尬。斯坦曼去世后3天,委员会决定给他颁奖,却打不通那个本该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电话。女儿收到信,通知了洛克菲勒大学,人们才知道,斯坦曼已经走了。学校发表声明说：“这真是一个让人苦乐参半的消息。”     

胡耀邦治丧手记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痛别陆钦侃老友

老同事、好朋友陆钦侃去世(2011年4月11日)了,享年98岁。他的女儿早已将他的病情告诉了我,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很难过。陆老住院期间在危重病室,医院不让探视。4月15日在八宝山告别,我很想参加,但因为感冒,为老伴和陆老的女儿所劝阻。     

“肩膀硬“的梁必业

我和梁必业同志相处40多年,他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当我突然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悲痛、惋惜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一些往事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1976年1月,正当"四人帮"猖狂时,叶帅找我谈话,他称赞说:"梁必业同志肩膀硬,是个好同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