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脚踢蒋介石”系演绎——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少谈个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亲过世后母亲告诉我的.这几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还有他在“反右”期间写下的两份检查,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沈醉,牵动我命运的父亲

父亲沈醉去世已经多年了。无论我在内心深处如何痛苦地呼唤,再也不可能见到他的音容笑貌,父亲再也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奇迹般地“死”而复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在他漫长而又短暂的82个春秋里,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经历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承受了那么多荣辱褒贬、悲欢离合……他是真的累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撒手而去,把我这个与他相依为命几十年的女儿,推进了不知所措的痛苦深渊。     

父亲、老爸和我的故事(二)

画虎不成我和父亲的实际接触很少,但我能记得起的是他真的非常爱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他对我的期望太高,他没想到最后"虎将也有犬子",对他打击太大了。身体非常结实的他会得     

从悲苦到圆满

第一次在阅读中流泪,是看连环画《在人间》,小高尔基长大了,告别家人外出做工。连环画上画着他与外婆拥抱道别,下面的文字是:那是高尔基与他亲爱的外祖母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再也不曾见过自己的外祖母。小小的我因此产生了莫名的恐惧,生怕自己同外婆也会有那样的一天。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在念高一,之前外婆已经病了大半年,但直到去世那一天,外婆仍然坚持自己起来上厕所,然后在沉睡中带着安详的神色告别我们。     

听我父亲苏静谈北平和谈

在纪念北京和平解放50周年的日子里,我更多地想念父亲。父亲苏静当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进城,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被授权在协议上签了字。父亲于1997年11月病逝,现在回忆起父亲当年为北京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联想他生前做的许多事情,更加敬爱他,怀念他。从我记事起,就觉得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对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很少提起。每当我听到一些老革命、老红军作报告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总是既崇敬又羡慕。我经常想,父亲也是老红军,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什么他就没有什么革命…     

女儿心中的黄克诚

他这个"反党分子""忠"得令人哭笑不得 我对父亲黄克诚的了解,来得很迟很迟,可以说 是始于1972年5月间头一次"探视"见到父亲。当 时他被"监护"已是第六个年头了。 我怜悯父亲,为他的际遇感到酸楚。骤然见到他 衰老的面孔和不整洁的旧军衣,我脑海里闪过了电影 中那些狼狈的国民党俘虏的形象。一刹那间,在走马 灯般的历史舞台上,人的角色、位置和作用都仿佛是 可以任意转换的了。但是我错了。我的那种感情可能 更多地出自"黑帮"子弟的一种自怜。父亲并不要求 同情,也不去过多忧虑"历史的裁判"。     

父亲

久违了,故乡！父亲去世后,我就再未回过魂牵梦萦的故乡。六年后,我终于踏上了那片生我养我的红土地,回到了父亲长眼的地方。 抚摸着父亲简朴的墓碑,老人临终前的情形历历在目。当时,父亲因肾衰竭、脑血栓并发,生命垂危,母亲强忍着悲痛通知千里之遥的我。当我匆匆赶到父亲床前的时候,他神志尚清楚,但说不出话来。望着父亲黯淡的目光和惨白的面孔,我心如刀绞。我意识到父亲即将永远地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和他作最后的交流。看得出,他也很想跟我说话。可是,曾经是那样生龙活虎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只能哀伤、无助地看着我。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拉着父亲那双     

赵树理家事点滴

今年是作家赵树理诞辰百年,在长治市的纪念会上,我见到了赵树理老师的二儿子,他很厚道,也很睿智,他的名字叫二湖,他的弟弟当然叫三湖。20年前,我在省城当记者,一次去沁水采访,就很想去访一下赵树理的故乡,县里同志领我见了三湖,请他和我们一起去,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三湖不多说话,好像在一个电厂当工人,他的宿舍很简陋,桌子上放着几本线装的旧书,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从那几本线装书上我得到两个信息,一是赵树理也喜欢读古书;二是他也愿让孩子读点古书。赵树理并不像人们所说：只是一个靠才气写小说的通俗作家。我问及三湖近况,二湖沉痛地说：“已经去世了。”     

"蒋家天下丁家党"——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台湾的飞机,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林彪贴身卫士高顺桥的风雨人生

从放牛娃到八路军 我的父亲高顺桥,1924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沐县的尚庄村.1939年的重阳节,雇给地主家放了8年牛年仅15岁的父亲,正在山上放牛,看到一支穿着破旧军衣的队伍,几个军人频频向他招手微笑.已经两顿没吃饭的他感到了温暖和关爱,怀着好奇的心,打着赤脚,撂下了放牛鞭就参加了林彪、罗荣桓带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     

“蒋家天下丁家党”——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台湾的飞机,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梅兰芳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天女散花》中梅兰芳饰天女英国汉学家施高德教授(A.C.Scott)1956年曾由香港来京考察中国戏剧并访问我的父亲梅兰芳。父亲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待了他,跟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施高德当时是研究中日两国戏剧的专家,已发表《中国古典戏剧》和《日本歌舞伎》两部著作。他返回香港后,在1959年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梨园魁首梅兰芳》,这大概是西方人士所写的第一部梅兰芳传,全书132页,内容尚属详实。最近我从书架上取下他当年赠送的这本书,重读一遍,发现其中记载了父亲当年访美演出时的不少情况,对我很有启发。其中有些事我未曾在拙作《我的父亲梅兰芳》(1984)第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的父亲: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被誉为“人民海军之父”的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是我的父亲,他离开我们已经5个年头了,可是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们脑际。虽说往事如烟,却是永志难忘。 1949年,战争硝烟渐渐地在中国大陆上消逝,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当年9月,我和弟弟萧能所在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把我们叫到学校教务处,指着一位陌生的军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的秘书罗玉如同志,是父亲让他来找我们的。罗秘书说他是萧劲光司令派来的,代表他接我们姐弟俩回家,让我们就跟他走。 我们当时对“家”的观念很淡漠,只知道学校、教师、同学和阿姨们,大家一直在一起生活学习。…     

恨中(小小说)

有人说,人一生下来就开始透支母亲的生命,而我则是为了报复父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母亲离婚时的情景。最终,在判决时我选择了父亲,我要让他难过一辈子。没过多久,他又结了婚,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恨。虽然继母总是竭力地讨好我,而我却从未对她笑过一次。每每父亲被我气得青筋暴起,我的心里就会燃起一丝可怕的喜悦。几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孩,不过他只是个病秧子,没事就三天两头往医院送。每     

父爱有痕

打我记事起,父亲给我的印象总是板着冷峻的脸,和我没有亲昵的话可讲。偶尔去同学家玩耍,见同学的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浓浓亲情,真令我羡慕不已。回到家时,也想模仿同学那样和父亲说上几句话,但望见父亲一脸的严肃,在路上酝酿了许久的话语,顿时就咽了下去。父亲是名医生,按理说,医生的脾气应该是很和蔼的,但父亲却不同,他对自己的病人总是冷着一副脸,好像人家欠了他钱似的,特别是现在家里的孩子都很少,一个孩子病了,后面跟了好几个大人来照看。父亲最拿手的是针灸,那些大人见父亲给他的孩子扎针时,心疼得直嚷嚷:“你慢些扎,别让孩子疼着了。”…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我的故乡巩义市,和登封市相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少林寺和尚的。我大约是在15岁左右,有一年的阴历正月十几随父亲去登封少林寺,第一次见到了该寺的和尚。我记得,父亲和三位和尚接触较多：第一位叫贞俊,比我父亲年岁大,我叫他伯;第二位叫体性,比我父亲小,我叫他叔;第三位叫恒林,我同他的接触较前两位少,他是住持（即方丈）,人们尊称他为“当家”。当时,少林寺里的出家人很多,主要是前两人接待。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吴焕先

大概是1969年夏天的一天上午,父亲程坦工作的单位介绍一名上访者到我家,要求父亲证明他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员的历史。来人50多岁,宽肩膀,鹰钩鼻,身高一米八以上,留着半尺多长的络腮胡子。他是甘肃省南部兴隆镇回民地区某基层单位的领导,“文革”中有人检举他是走资派、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问明情况后,我请他进院与父亲见面。他与父亲一见面,犹豫片刻,两人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好长时间没有分开。来人激动地说:30多年啦,今天总算又见到你了。1935年七八月间,在甘南回民地区,我父亲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并负责民运工作,发展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