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玛"福利国家"的早期实践(1918-1920)

一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遭遇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危机,政府权力亟待合法性认同,社会期稳定。魏玛政府力图把福利国家作为控制与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1918-1920年间,魏玛的福利国家建设曾规范劳动市场、协调劳资关系、改革保险和救济政策、解决住房问题以及调整经济运作模式等方面掀起高潮从短时段看,这些实践活动确立了基本的福利国家原则,维护了政府权威,初步解决了战后德国的社会危机然而从长时段看,这一时期的福利实践存在许多问题,埋下了日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民主危机的隐患。     

制度转型的多样性因素及关系分析——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民主试验的经验比较

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定运行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稳定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魏玛共和国民主试验的失败是其制度设计上的重大缺陷、经济上的失败及政治文化转型迟滞的复合性后果,而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则得益于它精致完备的制度安排、成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努力培育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因此,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型具有内在的深层互动关系,政府效能和合法性与政治文化特质高度关联,而文化转型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长期过程。     

从“自由移居”到“限制—融合”——试析英国威尔逊政府移民政策的形成

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移民问题因英联邦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64年起,威尔逊政府逐步转变理念,推出了"限制—融合"移民政策。它主要由"移民限制"与"移民融合"两部分构成。在其制定过程中,围绕限制移民政策、种族关系立法及其相关机制等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1965年种族关系法》与1965年《移民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形成,并影响至今。作为在移民问题上"共识政治"的重要表现,"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维护了移民的基本权利,推动了英国种族关系的整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为日后国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平台。     

浅议当今德国议会制度同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制度的渊源

议会制是西方民主的传统,但德国的现代议会制度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才得到初步建立。当今德国的议会制度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议会制度虽一脉相承,却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其失败的经验教训。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两院制及其组成,议会与政党关系,议会与总统关系。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相对同步性的确立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战后,美、法、英、苏四大盟国通过审判、严惩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等强制性措施,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进行了民主改造。通过这场强制性的“政治革命”,并结合本民族特点,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稳定和协调发展,建立起了独具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为联邦德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使德国最终成为一个民主、繁荣、进步、爱好和平的国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德国认同。德国犹太人的这种国家认同既有重要的历史基础,也是现实的需要和客观环境压力的结果。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犹太教、犹太文化限定于宗教和文化的而非民族的层面,从而减少其与"德国国家认同"的冲突;二是强调犹太人与德国主流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犹太人的德国认同对其族群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族群中发展出了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犹太复国主义;低估反犹主义的危害,以致对大规模地迫害、屠杀犹太人缺乏预见性等。     

再见,东德!——对一个国家的追忆

魏玛歌德与席勒的魏玛,遥想当年,竟是怎样的传奇与风流!两位文豪百年之后,魏玛剧院里再度风云际会,诞生了《魏玛宪法》,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民主制共和国便以魏玛为名。而离小城一箭之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焚尸炉赫然在日,不经意间就掀开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沉重的一     

堕胎非法：民国时期的堕胎罪及其司法实践

堕胎在传统社会一直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自民国建立以来，在国家法律与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堕胎非法”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此处境下，堕胎在民国时期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产妇秘密的冒险。那些被迫公开并由此导致的堕胎案件显示，因堕胎人数众多，法律几近流于空文。民国法律虽不承认堕胎的合法性，但司法机关对禁绝堕胎的国家诉求态度消极，在案件审理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轻判倾向。无论是产妇的沉默抗争还是与司法制度形成的正面冲突，都折射出民国刑法堕胎罪的制度实践与其目标相去颇远。     

试析魏玛德国劳资关系的演变——以8小时工作制的兴衰为中心

在魏玛德国,劳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走向对立的演变历程。8小时工作制的兴衰正是这一演变历史的真实反映。魏玛初期,在革命压力与迅速复员的要求下,8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德国确立,劳资关系趋于平衡。然而在1923年国家危机中,8小时工作制成为劳资之间的交锋对象,劳动时间紧急令打破了劳资关系的微妙平衡,国家强制调解机制的出现宣告劳资自由谈判历史的终结。此后,8小时工作制名存实亡,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在经济大萧条中迎来纳粹独裁。导致这种演变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演变以及劳资双方对合作的认识局限。     

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概念是从欧洲历史发展中演绎出来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德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以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为重点考察对象,不难探讨出德国市民社会建立的模式:普鲁士国家借助法律手段和对公众舆论的掌控,强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农民和城镇市民从家庭、血缘、社团、行会等传统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在普鲁士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国家与社会间的特殊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它导致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近代德国难以建立.     

德国首都柏林:各类族群的集聚地

自德国统一以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度被断言"死亡"的种族化的地域色彩却经历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德国的各地域人群一直都在拟制"自画像"和"他画像",而且将其越来越与公民社会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政治中心的首都柏林,可以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游戏"。一方面,都市文化需要多样性和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地域标识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政治领域内非常重要的包装宣传策略。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倾向于地域研究的政治民俗学绝对具有全新的、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生育政策: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正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发表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至此,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几经反复。从禁止节育、堕胎,到提倡节育、避孕;从"人多力量大"到"晚、稀、少",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孩"政策,发生过多次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高层有哪些政治考量?是谁第一个提出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当年是如何出台的?在实践中又是怎样不断调整、完善的?     

德国1945年前政治与经济不同步发展原因探析

德国１９４５年前政治与经济不同步发展原因探析吴友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同步协调发展,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１９４５年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一直处于不同步发展的状态。政治上主要是反民主的容克封建保守势力、法西...     

党内民主破局可从“三落实”入手

"从党内民主推进到社会民主"大致成为中国民主发展路径的共识。在这一路线图中,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与前者向后者的推进,构成三个重要阶段。从理论上讲,关于三个方面的蓝图勾画,已经基本完成。从实践上讲,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起点,也有了一系列的地方试点     

战后初期美国关于普遍军事训练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战后初期,围绕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美国国内不同群体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全国性辩论触及战后美国国家目标、公民责任以及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间关系等诸多问题,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全民军事化和国家权力威胁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显现了杜鲁门政府在寻求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上所面临的困境。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流产说明,即使在冷战初期国家安全观念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弥漫在美国社会的传统"自由"观念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仍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杜鲁门政府对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宣传活动,构成了他们以"捍卫自由"话语为特征的冷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美国国内达成冷战共识奠定了舆论基础。     

惠特拉姆政府与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的开启

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党政府时期是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转折阶段。工党政府既承担了为土著立法的责任和义务,又在与土著有关的很多领域出台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政策或措施。这些政策或措施推动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且开启了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与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和解之路。废除"白澳政策"从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构建扫除了障碍,为种族和解进程的开启创造了必要条件。"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组建体现了政府决策层面的民主化趋向,有利于在土著澳大利亚人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人权法案,《种族歧视法》的颁布不仅维护了"白澳政策"被废除的成果,而且成为种族和解事业前行的一个法律保障。土著土地所有权问题被纳入联邦政治议程,从而正视了种族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使得这一问题受到此后历届政府的持续关注。土著问题本身的复杂与敏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种族和解理念及其实践活动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良渚文化的社会政治特征探析

浙江余杭瑶山、反山贵族墓地的考古资料显示,两处墓地属于两个不同的统治阶级集团,集团内都是由男性担当社会管理和防卫职能,由女性担当社会宗教和纺织业职能,但两个集团职能的侧重不同,前者偏重于宗教祭祀,后者偏重于社会管理和政府财富。这两个社会控制集团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显示出良渚文化公共权力的传递与分割似与职能有关,符合民主国家权力集团组合的特征,成为良渚文化作为商业国家的社会政治的民主特征。良渚文化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坚支撑是由拥有殷实财富和中等社会地位的中等集团所构成的"中产阶级",良渚社会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也是由"中产阶级"晋升而来。     

现代性与社会政策改革——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探析

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的演进,正是以"制度化"与"民主化"为目标的现代性在"国家/社会"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又一展演.这一发展实现了现代国家在统治模式上的"理性化",从而成为德国现代化的一次尝试.然而"现代性的病态"却注定了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德国社会政策改革的这一历史将成为学界反思现代性的又一途径.     

试析20世纪4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自由主义思想的提倡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既要解决政治民主问题,又要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和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之间的矛盾,建立一个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齐头并进的社会。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自由主义在坚持原有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要素,用当时形象的话说就是"大家有饭吃,各人选路走"。这种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时间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许多人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     

“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加剧,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就"国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现象中的作用提出了"移民政策理论"。本文试图运用以"利益导向"理论为基础的"客户政治"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转向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希望增加移民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决策进程,在大选中运用"族裔选票"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倾向紧缩移民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因缺乏组织性无法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从而在移民问题上建立了"客户政治"模式。但随着80年代后期移民问题的公开化,这一政治模式趋于瓦解。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在上台执政后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