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全球史观”是近年来由国外史学界首先提出的一种研究世界历史的新观点,在这种新视野影响下形成的全球史史学显示出新的世界史编纂模式。全球史史学与传统世界史相比,无论在视角、编纂范围、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诸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全球史史学尚不能代替国别史的传统研究领域,但它开创了新的领域———研究国家或区域间的互动交流和全球文明在其他方面的整体关联。全球史史学所带来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它所表现出的对带有强烈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的旧世界史体系的解构具有进步意义。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

历史叙事研究成为当下中西学界历史学中的显学,也是当前后现代史学理论中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现代历史认识理论认为,史学内容的客观性与其表述的主观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为史实、史义和史文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空间,而史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历史叙事的。自史学产生以来,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求真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学术责任,把以"善"和"美"为指归的历史事实的建构和解喻作为史学实践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即在力求充分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竭力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展现自己的审美情境,体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真"的理性诉求及其影响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论“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现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的勃兴使得历史书写回归了传统叙事手法,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读者需求。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现今在正统史学领域这一传统却遭到摒弃,回归我国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于促进史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革命史叙事"的本质特征是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研究和撰述历史。革命史叙事的体制化和体系化是时代的产物,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塑造的结果。刘大年在史学理论及具体历史编撰等方面代表着从多领域丰富和完善革命史叙事体系的努力方向,对革命史叙事最后形成完整体系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

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和政治领域的反映。浪漫主义对情感、历史连续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的强调,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民族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对个体独特性以及个体与整体协调发展思想的强调,使早期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根本上保持一致。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试析曼德尔鲍姆对历史相对主义的驳论——基于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

在美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知识客观性论争,在美国职业史学共同体内部持续发酵,最终促成围绕历史知识性质展开讨论的分析派历史哲学的诞生。以贝克尔和比尔德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声言要与承继欧洲传统的史学决裂,以便建立适应现实的新史学。他们在史学理论上尝试运用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来改造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并批判兰克式的客观主义史学。曼德尔鲍姆则深入到欧洲历史主义的传统中来澄清和批判他们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预设,并运用经验主义传统的概念和术语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尝试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奠定新的基础。虽然这场学术论争源自欧洲大陆的历史主义危机,但也鲜明地体现了美国史学理论发展的自身特征。     

试论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与审美之维

安克斯密特是当代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史学理论家。在史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他提出历史经验概念,实现了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安克斯密特关于崇高的历史经验的探索和思考,有可商榷之处,①但他从新的维度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发生,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及历史写作实践的发展趋向,值得重视。     

理论的思考呼唤创新

正一从20世纪初期至中叶,就世界的范围而言,史学理论这一年轻的学科经历了由"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演变转换,其后更发展至后现代的"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包括标志其近年来发展的"叙事的转向"。此问题可参看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是关于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的思考。前者属于历史本体论,后者属于史学认识论——或者按照新的划分:前者属于"历史理     

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

比较史学侧重于跨时空的历史对照研究,是一个晚近新兴的历史研究领域。刘家和先生为构建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比较史学,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可比性为中心建立比较类型,在对史料进行考证批判的前提下就比较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抓住其异同的本质,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比较类型,从而把握比较对象的本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示范意义,显示出独具一格的理论旨趣,将比较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些理论和方法建立在大量具体的中外、中西史学比较成果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性,为解答比较史学在实践中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犹太民族历史记忆的拆解与重构——施罗默·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

<正>《虚构的犹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①是施罗默·桑德~②撰写的一部专门探讨犹太民族起源的历史学著作。该书批判了以色列史学界传统的犹太历史编纂学,分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历史记忆,力图对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在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下进行重构。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由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尚无定论。桑德建构的这种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突破了传统的史学研究路径与规则,重新阐释了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因此,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都会有助于他(她)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认知和理解犹太民族的起源,来寻找"谁是犹太人?""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犹太民族吗?"以及"犹太人到底来自哪里?"等问题的答案。从书中的观点来看,桑德的答案完全颠覆了犹太人来源于国家和宗教社区教育体系下形成的、文化建构上的传统历史记忆。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史学视角下“narrative”与“叙事”概念比较刍议

“narrative”和“叙事”,是两个从自身文化传统中生成,当前常被互译的词汇。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它们皆构成历史的一种重要言说模式。narrative通常呈现为一个沿时间线展开、具有细节性过程、仿佛在自我讲述的故事;叙事则主要指史书的属辞比事,依照“叙”的本义,它更强调通过排列次序来辨明事物的条理。从发展体系看,narrative暗示着史学作品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孪生关系”;而在中国古代,与“实录”互为表里的历史叙事在推动叙事文类的早期发展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narrative和叙事折射出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亦体现着历史学超越特定文化的共性。史家通过有序地展现人事过程来理解过去,并再现一个富有意义和秩序的历史世界。     

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观念的内涵及其形态转变

在晚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史研究和史艺理论的批判作用下,一直在欧洲历史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修辞式的历史观念"逐步让位于作为严格知识和方法的历史观念。在此变革过程中,历史的内涵变得日益广泛和复杂,历史与真理之间的关联也变得更为紧要。而与此相关的是,历史本身逐渐成为一种方法并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之中,从而使历史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在17世纪中后期,历史和历史学遭受了"历史怀疑论"的攻击并失去了作为知识之范型的地位,但是近代早期的历史变革所引发之结果却并未失效。相反,它们通过与诸多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开启了欧洲史学的新旅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

本文首先分析了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特征及其兴起的原因,并对各种试图对这一转向作出修正的理论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修正理论强调了历史中个体的经验和能动性,进而为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记忆研究的兴起,向史学家提出了方法论、史学编纂和伦理上的新要求,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概念。而将记忆与创伤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则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实"和"真相"等概念。如何将历史、记忆与伦理整合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史学编纂模式中,依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和存在争议的问题。     

历史类展览中的叙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叙事是当代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尤其关注过去如何被表现出来并为大众所理解。近年来博物馆学也在进行某种"叙事转向",博物馆的历史类展览可被视为一种叙事,同样为大众提供理解过去的途径。但历史类展览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当代史学理论可为之提供思路。由此出发,不仅要重视展览本身,也要重视博物馆作为一个空间的配合作用,将展览和博物馆视为一个整体。同时,在设计历史类展览时,不能仅将藏品展示出来,更应该思考通过藏品形成怎样的历史叙事,以及如何形成这样的历史叙事。     

票据研究“向下看”现象探析

"向下看"作为对传统"向上看"史学研究的一种调拨,其兴起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新方法与新理念。具体运用到票据研究上,"向下看"要求深入挖掘底层票据史料,自下而上看社会看历史看经济现象,力图发现社会历史更加丰富和玲珑的内涵与色彩,从而对社会与历史问题有个更加全面和整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