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世俗贵族等级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世俗贵族等级中,厄德曼、格塞特和塞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早期厄德曼的内涵比较宽泛,表示为高级军事首领,而后才开始拥有治郡的职能。9世纪末,厄德曼的权力地位不断提升,领有若干郡,10世纪末走向衰落,渐为伯爵所取代。格塞特是盎格鲁—撒克逊早期存在的普通贵族。伴随着塞恩影响力的提升,塞恩逐渐占据了先前格塞特的位置。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贵族等级中的领主权获得较大发展,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贵族等级关系中开始出现封建制的萌芽。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教会税及其影响

起初,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宗教上都是异教徒,但在7世纪,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及其臣属都皈依了基督教。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教堂捐等教会税开始见诸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中。教会税是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教会拥有政治权力,在民众中间拥有道德权威,但是,教会税也增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沉重负担,使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生活更加不稳定。     

共同先祖的虚拟与民族国家的初造－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人的“同宗意识”刍论

同宗意识亦即共同的血缘意识或共同的先祖意识,它是民族观念的构成要素之一。中世纪法兰西人的“同宗意识”是以上古时期即已出现的“特洛伊神话”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这一神话不仅有力地将全体法兰西人稳固地植根于一片深厚的血缘纽带土壤之中,而且还成功地辅佐法兰西提高了自身在西欧世界中的国际地位。可以说,以“特洛伊神话”为表现形式的“同宗意识”在法兰西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亨利二世与教堂里的谋杀案

正英国著名的诗人、戏剧评论家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年)在1935年所写的戏剧《坎特伯雷谋杀》,生动讲述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教堂中被国王的骑士所谋杀的事件,而这位国王便是金雀花王朝的创立者亨利二世。一、早熟的政治家,尊贵的国王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占领了英格兰,开启了诺曼家族的统治。     

“种族”界定与美国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1880—1924)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排斥东南欧移民语境中的"种族"定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生物学上的"种族"定义不同,它关注的重点不是人的表象生物特征,而是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想象建构及意义诠释。这就使"种族"一词在美国与"自由"、"民主"、"平等"等抽象概念一样颇具弹性。根据这种"种族"定义,来自东南欧的移民属于低劣的"非白人"种族,如不对其进行限制,不但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血统将遭到污染,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也将随之丧失。这一"他种族"建构,在所谓"科学"的支持下臻于顶峰,为美国社会排斥东南欧移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排外主义者与大众媒体的渲染则提供了广泛的公共支持,从而将美国的移民限制政策推向极端,以达到限制与排斥东南欧移民的目的。     

美国民族理论考释

美国的民族理论包括“盎格鲁遵从”理论、“熔炉”理论及“文化多元”理论等。对于它们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日渐复杂的美国族裔集团之间的关系及族裔集团在美国的认同与同化的进程。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中间路径”

1066年后,"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一度存在两种对立的派别:"诺曼派"为"诺曼合法化"服务,对诺曼征服大力颂扬;"英格兰派"则强调创伤与痛苦,批判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带来的伤害。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则第一次在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中寻求平衡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利益与情感的"中间路径"。他叙述了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积极影响,以及诺曼人对英格兰造成的伤害与压迫,最终营造出诺曼征服的总体正面形象。这种"中间路径"成为盎格鲁—诺曼史家书写诺曼征服历史的传统,并与王朝政治实现互动,促进了盎格鲁—诺曼社会的形成与融合。     

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大多来自欧洲传统的农业社会,都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但不同的历史背景、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使他们无论在移民动机,还是进入美国后的居住模式、经济活动和政治取向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尽管如此,两大移民群体努力摒弃陈规陋习,提高自身素质,在美国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同化道路,并且为美利坚文明奉献了各自的优秀文化。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

在创造美利坚文明的多源移民群体中,爱尔兰人可谓独树一帜。同最早来到北美大陆创建殖民地的英格兰清教徒一样,爱尔兰人也来自与美国一洋之隔的西欧。爱尔兰移民大多因经济困窘而远渡重洋,他们文化落后,身无长技,且信奉天主教,在很长时间里为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所不齿,深受歧视和排斥。但是,爱尔兰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或一蹶不振,而是以其特有的民族凝聚力和超凡意志,顽强地挣扎于美国社会底层,不懈地投身各项经济活动,积极参与市政建设,坚守并捍卫天主教信仰,从而使自己既崛起于美国社会又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璀璨的美利坚多元文化添上了一抹浓重、亮丽的色彩。     

《埃塞尔伯特法典》译注

《埃塞尔伯特法典》是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约587-618年）在位期间颁布的法律,是为我们所知的英格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典。为我们认识＂前封建＂国家,也就是从部落联盟向地域性的封建国家过渡时期的早期国家,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信息。     

美国军团与二十世纪初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40年快速工业化发展的美国面临一系列危机,包括种族和族裔矛盾的激化、劳资冲突加剧、"非美"思想的大量涌入以及传统公民美德的沦丧等;与此同时,"美国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危机背景下也发生了扩充与转化。1919年成立的美国军团利用强大的组织资源、庞大的成员人数、退伍军人的政治身份,以及广泛的政商界关系,通过举办和参与一系列公民活动,大肆推崇以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为核心的"百分之百美国主义",并力图使这一思想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为全体美国人所接受,以应对整个社会面临的精神危机。美国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打击"非美"活动和思想、推动改造新移民的"美国化"运动,以及监管年轻一代美国公民的道德教育等,不仅整合和改造了旧的"美国主义"思想,也帮助建构了此后贯穿20世纪并延续至今的保守性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中世纪英格兰的遗嘱及其史料价值

在英格兰,遗嘱最早出现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12、13世纪,遗嘱的格式和内容获得重要发展,并形成一定格式,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才再次发生变化。中世纪英格兰遗嘱主要包含表达虔诚和分配遗产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具备精神和物质双重功能的一类文献,可以保证立遗嘱人的经历在尘世和来世之间保持完美的连贯性。遗嘱包含的时代信息十分丰富,涉及宗教观念、家庭结构、继承制度、社会流动等问题,对经济史、社会史、教会史、法制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厘清它们的史料价值对英格兰中世纪史研究将大有裨益。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优秀”论,在美国国内,他主张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在国际上,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     

理解法兰西民主的新视角——读乐启良著《近代法国结社观念》

自从近代民主革命爆发以来,比较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和法兰西民主的异同便成了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之一。然而,在进行一番貌似客观公允的考察后,     

大洋洲英制硬币简史

<正>英国的货币制度起源悠久,早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时期,就出现了镑-先令-便士的货币体系。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建立及扩张,其货币制度也被推行到世界各地,并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屿,17世纪以后开始被欧洲各国殖民者侵入,而其中绝大多数殖民地均为英国所建立。因此,英国的货币体系对于大洋洲各地区影响很大,而英制货币也成为大洋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希腊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继后的“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认同成为拜占庭时期希腊民族认同的主体内容。     

国际移民认同问题：一种身份政治研究方法

论文从身份政治的研究视角,对移民认同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移民认同问题的研究包括三个主题：族群身份层面的文化认同主题、民族身份层面的国家认同主题和全球化时期多重身份层面的全球认同主题。国际移民身份政治研究在时间线索上依据从单一到多维的趋势发生和发展;新的自变量的介入导致研究模型随之发生变异,以保持对后来出现的经验实际事件的有效解释和预测;移民身份政治研究可以提供多领域研究之间的共同理解的基本框架,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

英国民族主义经由诺曼入侵后的孕育时期、清教运动的发展时期和帝国扩张的成型时期等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的部族传统与诺曼入侵者的较量,近代以来英国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新兴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努力,以及对外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冲动,都对英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闽路程》:香火堂与移民先祖之祭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浙江松阳石仓阙氏5人,在阙玉镳的带领下,踏上返回原乡修建先祖香火堂之旅。全部行程2830里,历时103天,耗资银元270元,价值水田5亩。阙玉镳死于回程之末。这一过程展现出远迁他乡的移民对于原乡远祖强烈的血缘认同,并以修建香火堂为纽带,坚守对于先祖的"血缘责任"。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