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传入朝鲜的清代禁毁书籍

康乾时期被认为是清代经济文化的繁盛期,尤其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之际,文化活动达到高潮.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朝廷在徵集、编纂图书的同时,查缴、销毁了大批被认为有违纲常伦理、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书籍,同时制造了多起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所谓"违碍"、"悖逆"的书籍却在那时传入朝鲜半岛,并被保存下来.本文考察传入朝鲜的清代禁毁书(不包括禁毁小说)①的情况,利用清代朝鲜使臣的入华行纪--"燕行录"资料探求它们传入朝鲜的背景、途径,并联系清初期中韩关系作一评说.     

金代经史书籍的出版与民族文化认同

金朝统治者效仿辽宋,主要推崇和宣扬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推动了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兴盛。其中,开设汉人科举与女真进士科,设立中央与地方官学及女真学校是影响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的认同是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根本动因,同时经史书籍的出版也巩固了金统治者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进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朝鲜王朝初期的中枢机构改制

朝鲜王朝建国后因袭高丽旧制,以都评议使司作为国家机关中枢机构。这种中枢体制带有明显的贵族政治色彩,功臣势力以"合坐"都评议使司的形式,操控军国政务,而王权则相对微弱。定宗至太宗时期的三次中枢改制,仿照明朝"罢中书省,百官奏事"模式强化王权,逐步瓦解了"合坐"机制。改制后,功臣势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国王则通过"六曹直启"体制,直接行使中枢权力,掌控国政决策。     

汉代儒学的神学化

为适应汉代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学在汉代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儒学的神学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通过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建立起来,在东汉谶纬神学盛行的土壤上,迅速被统治者重视,使之不断上升为国家意识,最终在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神权与王权、宗教预言与政治预言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张学良钟情“红色”书籍

正《张学良钟情"红色"书籍,曾在日记里为农民受灾痛心》笔者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张学良档案,当看到藏书目录后,不禁一愣:为何有如此多的"红色"书籍?张学良的藏书目录记在一个黑色封面的32开笔记本上,共登录图书683种,分为12大类和若干小类。其中"哲学"类35种,至少有20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社会科学"类62种,其中马列     

“盛极又衰”的圆明园——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中心

本文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主,探讨朝鲜士人圆明园印象的演变,同时分析圆明园由盛至衰的过程对朝鲜的影响。乾隆四十七年之前,朝鲜使臣未能亲眼目睹圆明园辉煌的一面,仅凭自己所持有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儒家的观念,将圆明园视为"阿房"一样的皇帝娱游之地。而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他们参加圆明园的礼仪活动,亲眼目睹圆明园宴会的辉煌,感受到了当时的乾隆盛世,此前"游戏之所"的印象被打破,并从圆明园中看到了"太平文物之盛"。但到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毁坏,昔日朝鲜使臣眼中盛世象征的圆明园已呈现出衰象。     

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代导言)

正一、书籍史是中国学者"自家的园地""书籍史"亦可以简称"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书籍寿命知多少

日前．搜索服务提供商谷歌通过收集图书馆、国家联合目录和商业出版商等来源所提供的元数据．去除重复书籍,得出结论：全世界共有129864880种图书。向来以“文山书海”、“汗牛充栋”来形容的书籍竟是可以计数的．且总数不过1．3亿,这让人在慨叹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免多了几分唏嘘：倘若那些在水火虫害、战乱颠沛中灰飞烟灭的典籍能够留存至今．图书之数想必应该更多。     

互动性在儿童书籍设计中的渗透研究

如今儿童书籍市场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书籍中融入了互动性设计。通过改变传统书籍的文字表达方式,加强了儿童与书交流过程中的趣味性。本文通过对儿童书籍互动性设计的重要性进行研究,探索书籍互动性设计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儒学与清初社会——读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正>理学是儒学在宋代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也称为"新儒学"。清初庙堂理学是顺治、康熙时期理学与王权之间相互斗争、妥协和结合的产物,是理学由内圣到外王的结果。学术界对研究理学与清初社会政治关系的著作有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则以儒学官方、民间双重性视角,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探讨了清初庙堂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构     

“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朝核谈判美方底线

朝鲜10月9日进行核试验,引起举世震惊。在联合国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之后,有关各方决定重启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但是,各种疑问和猜测仍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朝核问题将向何处发展?即将举行的六方会谈能否解决当前的危机?美国有没有可能承认朝鲜的“核国家”身份?如果新一轮六方会谈失败,美国会不会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此外,美国民主党掌控参众两院后,布什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中美关系真的将再次面临考验?在美国对华决策上,谁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是国务院还是五角大楼,抑或是国会?美国如何看待当前陷入混乱的台湾局势?谁会接替辞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主管对华事务?……这些疑问,只有参与处理以上问题的核心人物才能给出权威答案。为此,本刊专访了克里斯托弗·希尔——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六方会谈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日本“江户三学”中的中国认识辨析

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三大学问体系都对"中华崇拜"意识提出了质疑。由于诸学派的学问目标各异,各自的中国认识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儒学在崇尚先秦孔孟思想的同时对中国宋学进行了批判和扬弃,表现为厚古薄今的修正主义;国学为宣扬日本中心主义和神国史观而"逢华必反",表现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兰学以对日本社会的实用价值为标尺,对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判,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各种中国认识也有交叉重叠之处,以至于衍生出兼通三学而提出侵吞中国的计划和理论。上述中国认识都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延续到近代日本,影响着近代日本人的对华认识。     

清代的书籍与阅读

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那么书籍无疑是这场对话最重要的媒介。1958年法国年鉴派学者费弗尔与其学生吕尔坦的经典之作《印刷书的诞生》出版,开启了书籍的全新生命史,书中称印本革命为“变革的推手”,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各国语文的进程;而书籍真正生命的完成需要阅读来浇灌,正是阅读赋予了那薄薄的纸张一片片灵魂,阅读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中国古代有“书香门第”、     

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

民用类书在明朝末年曾经风行一时,这种类书分门别类地汇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占验堪舆、琴棋书画等各方面的实用知识,主要供普通百姓日常参考所用,是认识明代末期民间生活世界的绝佳史料。明末的此类书籍在福建大量出版、发行,并外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地。明末来华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购求中国的书籍,在他们所获得的书籍中,此类民用通俗类书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书籍传入西方,遂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和想象中国的重要依据。西方人编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中华大帝国史》,所依据的材料就是源于明末民用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