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欧中世纪封建王权的"合法性"

中世纪的西欧在建立采邑制的过程中确立了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中 ,王权的合法性决定了其具有政治统治权威。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思想为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教会举行的加冕礼使王权的合法性具体化。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使采邑制具有潜在的分裂因素 ,封建王权用特许权作为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施行统治的工具。王权的合法性赋予特许权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给予封建领地的社会群体司法保护 ,保证个人联合政体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新因素的生长。     

诸侯邦国立法与16世纪德意志的邦国构建

16世纪是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见证了德意志法制从中世纪传统向近代模式的转变,也见证了德意志的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德意志的法制转型和国家构建无法在帝国统一实现,却在诸侯邦国层面凸显了出来。诸侯在区域化进程中提出了立法权要求,通过政府公权力来制定适用于整个邦国的法令,瓦解地方领主和自治社区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管辖权,建立新型的政府和臣民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普通人通过递交怨情陈述书将自己的诉求转化为法律,参与了诸侯邦国立法。诸侯邦国立法推动了德意志的邦国构建,也折射出16世纪诸侯邦国的内在复杂性,从法制角度揭示了转型时期诸侯邦国的半封建、半近代性质。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时期,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臣民征移提供了实践空间,十四五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最终促使三级会议向国王让渡了征税权。15世纪30年代后,申世纪法国的"协议税"为"强制税"所取代。前者需经三级会议同意才能征收,后者则建立在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税权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革新,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实质上改变了中世纪法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运作方式。     

论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

苏格兰王国的形成是苏格兰议会产生的重要政治基础。由于苏格兰的封建化,御前大会议得以产生和发展,成为苏格兰议会产生的制度渊源。13世纪时,商业革命推动了苏格兰小贵族和自治市镇的发展和不断壮大,为议会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而苏格兰王国分裂和入侵的危机则使议会应运而生并获得初步发展。独立战争期间,苏格兰议会的发展加快,其司法、立法和税收功能先后确立。1326年,一院制运行机制的确立则标志着苏格兰议会正式形成。     

试论清朝统治者的宗教观

清王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其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利用宗教化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是其基本手段之一。清朝历代帝王对宗教均十分重视,并有着一以贯之的宗教思想,形成了比之以往朝代更具特色的宗教观,这一宗教观客观上既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大帝国的最终形成以及长期稳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化基础,同时也对现代国家正确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的时期,而邦国间灾害救助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周礼》的"凶礼"和"荒礼"中明确记载了周朝宗主国与"封建"邦国及邦国之间灾害救助的礼仪。儒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有诸侯邦国之间灾害救助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邦国之间订立的盟约多把灾害救助列入其中,更出现过像"泛舟之役"那样的灾害救助实例。不容否认,天下大乱、争霸不息的春秋战国,邦国间的灾害救助也难免带有功利色彩,有的甚至把灾害救助作为战争手段的补充。但救灾恤邻、扶危济困的事实表明,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混战年代,维系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未曾泯灭,而对受害国家的灾难救助,总会或多或少地减轻灾民们的苦难,有利于缓解纷乱不息的社会矛盾,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与民族国家构建

15世纪以后的西欧、英国和法国相继实现了议会君主制,为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但在德意志帝国,自14世纪以来逐渐确立的邦国制度以及帝国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削弱了王(皇)权的集权,形成了多头政治的局面,致使英、法以及罗马教会等外部势力乘机染指德意志事务。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德意志迈向民族国家的进程。15世纪末期,德意志皇帝力图通过征收统一赋税、设立帝国法庭等帝国改革措施强化帝国的最高权力。帝国改革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但却是德意志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一步。     

论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过程

中国早期国家包括邦国和王国两个阶段。早期都邑伴随早期国家的形成而出现。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过程,时间上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期到夏商时代,聚落形态上是从部落中心演变为邦国都邑、王国都邑,建筑形态上主要表现在大型城垣、宫殿宗庙建筑、大型墓葬、高规格手工业作坊的萌生与发展。仰韶时代中晚期是早期都邑的孕育时期,龙山时代是早期都邑的初步形成时期,夏商时代则为早期都邑的大发展时期。     

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

商周时期,王及诸侯方国国君(或包括夫人、宗族成员在内)死后普遍实行多代集中埋葬于同一公共墓地的公墓制度。这种“集中公墓制”是阶级、国家产生之初级阶段君权确立但还带有氏族遗痕的一种墓地形态。“集中公墓制”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每代国君为中心的“独立陵园制”的出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独立陵园制”尚处在创立与发展阶段,而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独立陵园制”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完善,从而奠定了尔后中国近两千年专制社会帝王陵园制度的…     

俄罗斯生态立法对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的启示与借鉴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进行生态立法较早的国家。其立法进程大体经过了1917年以前、苏维埃政权时期、重新独立以后三个阶段。俄罗斯生态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确立生态安全、公民生态权利和义务、生态文化建设、生态鉴定制度等方面。借鉴俄罗斯的生态立法经验,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应遵循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本位的立法理念,以维护生态秩序,保障生态安全为立法目的,确立公民的生态权利和义务,发挥本土文化的积极作用,确立三江源生态鉴定制度。     

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的萌生发展——以“祝融八姓”为中心

华夏共同祖先的确立，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春秋时期兴起的局部共同祖先意识，为华夏同源共祖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以“祝融八姓”为代表，出现了诸多尊奉共同祖先的族群、邦国。这些族群或邦国跨越地域和文化藩篱，形成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团体。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局部共祖的出现，开启了战国时期以黄帝为标识的华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当时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     

论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

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随着中世纪中期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进程而确立起来。其主要特征是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利的最大限度的排斥,领主和附庸间的私人契约取代了国家的公共法律,公共权利沦为私下义务。由于领主一附庸间纵向阶梯型网络的破毁,西欧封建国家的领土界限极为模糊,各国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因此,在封建主义政治结构之下,中世纪西欧便不存在任何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论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立法

论２０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立法刘华平英国早在１６世纪就有了针对贫穷、流浪等问题的社会立法,１６０１年汇集为济贫法,但只有２０世纪初的大批社会立法才真正奠定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本文择其历史长河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点,对该时期的社会立法及相关改革作一探讨,...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明清景德镇流民与城市社会探析

明清时期,伴随着景德镇民窑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流民涌入景德镇,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发展。流民不仅为景德镇"大都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促进了城市社会管理的转变和行帮制度的形成。流民的活动是我们全面认识明清景德镇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我国古代侨务立法初探

我国古代侨务立法初探毛起雄一明代之前封建国家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规定我国封建社会时代,虽无侨务立法之说,但确有涉侨法律内容之实。秦汉以来,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确立,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与四周邻国的关系,并派使者前往周边国家议...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     

论晚清刑狱制度的现代化

晚清的刑事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催生了众多相关的立法,更在实践领域中完善了刑事立法和诉讼制度,改善了监狱和犯人的条件,促进了现代化法制观念的形成。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对当时的制度有所进步发展,更为我国步入法制国家奠定了基础。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