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减贫与旅游再贫困:旅游发展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旅游发展能否真正减贫以及如何实现减贫应是当前旅游减贫大背景下备受讨论的焦点,并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积极关注。然纵观现有研究,对旅游减贫效果的实证探讨及细致剖析尚十分缺乏。本文选取旅游发展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作为研究视角,探讨这一过程对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影响。研究以三亚亚龙湾度假区发展对周边两个村庄的土地使用（征用、租用）为例,采用多维贫困概念,探讨旅游发展给两村村民在收入、居住条件、就业及生产方式以及话语权等带来的影响。研究提出了旅游再贫困的概念,意在说明旅游发展在使贫困人口短暂富裕后再次陷入贫困状态的发展现象,是旅游发展之于贫困人口负面影响的一种表征。     

新阶段青海农村牧区扶贫开发研究

经过30年扶贫开发,青海省农牧区贫困区域、贫困人口构成、贫困程度等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今后的扶贫开发要突破过去传统的、单纯的经济扶贫模式,做到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挟贫并重,移民性扶贫与生态性扶贫并举,把改造贫困地区的经济落后面貌与改造文化落后面貌结合起来,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态环境与转变思想观念相结合起来,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公正、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持续发展的新思维。     

基于量图分析法的中国贫困省区划分研究

科学划分贫困区有助于强化政府反贫困战略实施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助于贫困人口尽快脱贫。本文在综述国内外贫困区划分方法的基础上,运用量图分析法,从动态的角度、省级行政区的层次,划分了中国的贫困省区,并根据贫困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变化,分析了导致其贫困的原因,提出了中国贫困省区脱贫致富的措施。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东中西梯级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省区集中在西部地区;贫困省区的贫困不但表现为收入低、生活条件差,而且还表现为市场化发育程度低、财政基础薄弱、受教育程度低;中国内部区域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扶贫开发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使贫困人口的增加。2011年11月我国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这意味着更多的低收入人口将纳入扶贫范围。同时也表明在经济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更加突出,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基于遥感影像及在线房租数据的城市内部贫困空间测度研究——以广州市内城核心区为例

学界以社会经济指标（人口普查、问卷调查等）为主导测度城市内部贫困空间,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普查数据周期长、贫困群体社会经济数据可获得性低,如何制定全覆盖、多方位、易获取的测度指标是该项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尝试使用遥感影像、在线房租等公众可获取的数据,采用FETEX2.0、WEKA等软件,利用三个指标（土地覆盖指数、复杂度、单位房租）建构基于大数据的贫困指数,测度广州市内城核心区718个居委会的贫困得分。再将测度结果与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度的贫困空间对比分析,探究两种测度方法的区别和适用性。结果显示：①两者的测度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尤其对前5%最贫困的居委会具有较高重合度;②本文建构的大数据贫困指数对城中村、传统工业区等典型贫困空间识别效果更好。本研究使用易获取、更新周期短的数据,有利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实时监测,对引导精准分配扶贫资源、有效实施贫困社区更新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省化隆县反贫困的模式选择及政策建议

化隆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近几年,扶贫开发工作虽有了一定起色,但由于该县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扶贫开发任务仍相当艰巨．本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化隆县的实际,提出了反贫困的主要模式及政策建议,旨在进一步加快该县脱贫步伐,为实现小康目标创造条件．     

对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考

目前,全国从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还普遍存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走出贫困、迈向小康,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本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对青海农牧区扶贫问题的探析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牧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战略目标。青海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农牧民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牧民温饱问题,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认真研究探索治穷致富的措施和途径,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对策,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是青海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一、青海农牧区贫困现状、特征及其成因青海农牧区的贫困有几个突出特点：1、贫困面广量大。截…     

“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民族地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和各族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脱贫奔小康之路。"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郑重承诺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期实现。困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贵州省农村贫困分布情况及反贫困政策研究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反贫困任务艰巨。本文旨在为扶贫项目的有效落实提供高清晰度的贫困分布状况信息,找出贫困人口。据此进一步分析贫困形成因素,最后从交通设施改善、教育培训投入、资源开发利用、扶贫资金规范管理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中国大城市贫困研究的多种测度与多层模型分析

基于六大城市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种贫困测度和多层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居民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的贫困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西安的相对丢失(relative deprivation)严重且低收入群体层级结构复杂,昆明的贫困深度大,而武汉财富集聚相对明显。贫困多层模型表明低收入邻里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仍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在家庭制度、市场制度、国家福利供应中所表现的特征影响了贫困发生率;城市贫困同时存在邻里效应,主要体现在邻里经济状况和贫困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城市间的贫困差异亦不可忽视。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的贵州贫困地区自养模式的研究--留守儿童参与当地志愿者组织

<一>、贵州贫困困境概述贵州是我国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虽然近三十年来,贵州省贫困状况较过去有很大改善,但目前仍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深的省份。导致贵州地区贫困和制约贵州地区脱贫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地理环境恶劣,不利于生产发展,脱贫难度大;自然灾害频繁,返贫率高;扶贫对象瞄准机制不健全,扶贫资金缺口大,资金利用效率低;教育水平落后,且存在教育致贫现象。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极低、教育质量低下、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边缘劣势地位,使得贵州贫困地区形成一个闭合性的“贫困困境”,因而在一些贫困地区贫困现象极具顽固性。截至2011年,按照国家调整后的贫困划分标准,贵州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33%,其中农村贫困人口1149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9.4%。     

政府购买老年农村人社会救助服务政策研究 ——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席卷全球,简单依靠政府力量已经无法适应当今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年贫困群体,这一群体亟须的医疗、养老等服务,正是近年来政府频频加大购买服务政策的内容.广西百色市近年来开始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基于此,对百色市市区及周边县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在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百色地区,政府购...     

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

我们不仅仅通过本文介绍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我们更希望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实践能在我国生根、发芽。是的,逢年过节时对贫困人员送钱送粮的救助模式,与尤努斯的经济学实践相比,是不是滞后了?     

陕甘宁接壤区反贫困策略

陕甘宁接壤区是西部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2000年末仍有50余万人口未能脱贫。文章在分析本区贫困问题现状基础上,提出未来反贫困的主要途经是:转移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区人口数量;加快交通建设,提高贫困区与外界的空间可达性;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特色经济;加速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并相应提出新世纪反贫困的制度创新对策: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放弃粮食自给;赋予地方政府对大型矿藏资源的较大支配权。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     

西安市新城市贫困多维评估

本文运用FGT指数法和AF多维贫困测度法对西安市主城区收入贫困和典型贫困区多维贫困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1)主城区收入贫困空间与城市发展相对较晚的地区、城乡交错的边缘区、内城衰退区、城中村及老工业区耦合;(2)住房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暖气、电器资产、教育、职业、给排水、卫生设施维度;教育指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大,是主要的致贫因素;(3)老城衰退区(解放门)和外来人口聚集区城中村(鱼化寨)是多维贫困最严重的地区,退化的国企老工业区(纺织城)相对较轻。经济发展历史格局、城市发展政策导向、转型期社会制度变迁等是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精准扶贫背景下青海藏区扶贫方式创新

通过贫困区域开发援助和政府推动型的扶贫来惠及区域内贫困人口的扶贫方式,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生态环境改变以及贫困区域分布和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在实践中显现出局限性,青海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创新扶贫方式。     

16世纪威尼斯的贫困与济贫问题

16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普遍的贫困危机,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种济贫措施,以缓解贫困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天主教城市共和国威尼斯也不例外。通过颁布济贫法和改革大兄弟会等旧式救济组织,威尼斯引导宗教慈善组织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近代济贫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贫困问题造成的压力。威尼斯的经验表明,在推动近代早期欧洲济贫活动世俗化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而非传统上认为的宗教因素。     

协同学视角下的村域贫困风险耐受度诊断——以陕西省平利县为例

以陕西省平利县79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建立贫困风险耐受度评价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辨识平利县村域贫困风险因子，评测贫困村风险耐受度，并与贫困发生率进行对比验证。结果显示：自然本底、区位-生产资料、内外助力和生产生活保障等四个贫困风险因子作用方向有所差别；全县贫困风险耐受度处于中下水平；比对贫困风险耐受指数模型与贫困发生率现状，发现二者分布趋势相似性特征明显，未出现异常现象。后续应建立针对性的风险预测和防范机制，适量减少直接性福利供给，激发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提升贫困户风险抵御力和恢复力，构建持续稳定的脱贫-振兴的扶贫新模式，持续监测县域贫困村贫困风险耐受度的时序变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