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群体化现象的大量涌现,使得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经济联系及其复杂性成为当前地理学研究的前沿与中心。基于经济联系发展与空间结构演替的共轭关系,通过相关统计资料统计分析,从城市化、交通化、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产业化五方面归纳了建国来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发展历程:波动发展阶段(1949-1965年)、停滞不前阶段(1966-1978年)、快速发展阶段(1979-1989年)、全面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从经济联系作用的交通扩展与功能集散角度分析了武汉都市圈地域结构形态演变特征,揭示出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在城市扩展方向上呈现孤立-向心-离心-圈状-轴向变化,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块状-星状-组群-圈状-带状演替,并对其未来高级形态--中部都市带发展提出空间组织构想。     

广东省创意阶层集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例,利用ESDA分析方法和2000-2012年的数据,对广东省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演变趋势、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广东省创意阶层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分布较少,与广东省经济格局较为一致,集聚呈现二元结构;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区域创意阶层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空间整体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各地级市自身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联系比较微弱,创意阶层高聚集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从创意阶层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看,不同时间段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总体上,科技是持续显著影响广东省创意阶层空间集聚的因素,其次是社会人文因素和城市的工资水平。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武汉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演化研究

通过ArcGIS利用区位商、最近邻距离分析、核密度分析与定向分布分析等多种方法综合分析武汉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创意产业总体呈集聚状态,依据发展水平差异可分为核心区、潜力区与待发展区,并主要集聚在汉口"核心圈"与武昌"潜力轴"上。城市内创意产业功能分布与集聚分布主要呈由内向外扩展的演变特征。但根据产业特征、发展基础与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同创意产业部门在不同区域的集聚形态、集聚强度、空间演化过程及发展趋势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与创意人才机构、文化传播设施以及创意交流空间集聚存在密切联系。     

浅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上海田子坊地区的空间重塑

本文以对上海田子坊地区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初步探索产业活动变迁对地方文化形象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影响机制。论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不仅改善了田子坊的地方文化形象,也使当地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资本的话语权愈加明显,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则常被忽视。但就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促成了田子坊从一个传统的、地方性的、私密的、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向一个时尚的、国际化的、开放的、高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的再生产,因而具有深远的价值;有效协调田子坊区域内各类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各类社会群体长期、和谐共处将是田子坊地区持久繁荣的重要保障。     

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基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网络的视角

21世纪以来,城市网络研究成为全球和区域城市体系研究关注的焦点,但当前对国家层面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还较少涉及。基于2001—2016年间中国商业银行网点空间分布变化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由等级化向网络化转变,具体表现为在轴辐结构基础上向连通性更强的链锁网络演进;与此同时,城市网络同时呈现少数城市网络连接度的极化以及多中心扩散的特征。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区域的城市网络发展较为完善,与其它区域的差距持续拉大,但山东、东北和福建等省份与区域内外的联系增长也较快。大多数城市的出度和入度差异明显,但这一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东北地区经济空间极化及其驱动因子的定量研究

在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借鉴有关研究方法,遵循从过程到格局、机理,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思路,首先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综合分析东北三省及其内部各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极化的过程与空间格局,接着以人均GDP的极化水平为应变量,以工业总产值、当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复合流量的极化水平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极化现象,且整体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②哈长经济区和辽中南经济区已初步形成,其中哈长经济区处于明显的集聚阶段,而辽中南经济区扩散效应已开始发挥作用;③地区经济发展的位序排名及其变化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中心逐步南移;④区域差异和空间极化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现出先升后降,但总体水平呈上升的变化态势;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各动力因子的作用程度和作用趋势不尽相同,但工业总产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东北三省及其内部区域经济空间极化演变所共有的主导驱动因子,说明其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增长过程,并提出应强化市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组改革、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     

福建省城镇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GIS等方法,分析了福建省城镇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福建省城镇流动人口在沿海多而密集、以区外流动为主,开放性和活跃性明显,而在内陆则少而稀疏、以区内流动为主,封闭性和粘滞性突出,但沿海和内陆均存在内部异质性;大城市流动人口密集且来源地广泛、对人口城镇化影响大,中等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较小,小城镇对区内流动人口有一定吸纳能力。文章还探讨了城镇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机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

本文采取就业密度分析方法,对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进行实证研究。在南京市区现有11个区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区划分为159个研究单元。依据2005年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区县层面"分行业就业数据,以及2006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各个研究单元制造业、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就业密度值进行核密度分析以及3D模拟,分析南京市区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总就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机制。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NETHERLANDS: STRUCTURE, DEVELOPMENT, INNOVATIVENESS AND EFFECTS ON URBAN GROWTH

Creativity is central in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in cities, regions and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general. There is, of course, no one-to-one relation of the number of firm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to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on is a key mechanism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we explore the effec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on innovation, and ultimately on employment growth in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three specific domains of creative industries - arts, media and publishing, and creative business services - make up 9 per cent of the business population. Drawing on survey data we find that firm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indeed relatively innovative. Yet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are found across the three domains: firms in the arts domain are clearly less innovative, most likely due to a different (less market-oriented) dominant ideology. In addition, firm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located in urban areas are more innovative than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We go on to analyse how the concentr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cross cities is connected with employment growth.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city of Amsterdam, we find no measurable spill-over effect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presence of the creative class (in all kinds of industries other than creative ones) appears to be a much stronger driver of employment growth than creative industries.     

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北京、上海、西安等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抽样调查资料和多年统计资料的分析,总结出境外游客入境旅游流空间分布的规律性特征,为旅游热点城市的旅游业发展提供基础信息。     

深圳发展会展旅游的探析

会展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不仅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提升城市国内、国际形象,是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论述了深圳发展会展旅游的优越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大都市中心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空间溢出——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空间溢出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空间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影响机制并不清楚。本文基于1 km×1 km网格和2013年广州市中心区--天河区的企业经济普查数据，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识别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分析集群特征，探测集群溢出类型。结果发现：①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区位指向大城市中心区的核心地域，具有五种集群类型分异，空间呈不完全耦合。②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空间规模受Jocobs型和MAR型两种溢出调控，在MAR型溢出作用下的集群空间规模相对较小。③信息服务业集群的溢出为负效应说明溢出作为一种潜在利益，在转化为集群优势的过程中存在过滤效应。     

THE CO-PRODUCTION OF NARRATIVE IN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AN ANALYSIS OF CINCINNATI, OHIO, IN TURMOIL

In April 2001 Cincinnati, Ohio, erupted into violence and protracted unrest after the police shooting of an unarmed African‐American named Timothy Thomas. African‐American interest groups in the city subsequently organized an economic boycott of downtown businesses. In response to the demonstration and the boycott, the Cincinnati government issued a marketing campaign entitled ‘We're On the Move!’, intending to give nod to past failures and launch forward movement on their part. In this article I investigate the entirety of these events as narrative moments under the auspices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oes the local population inform, rather than simply mediate, the narrative administration of an urban entrepreneurial form of governance? I then turn to a response to the campaign by an African‐American newspaper columnist in Cincinnati to underscore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and its citizens as it forms the presentation of entrepreneurialism. In turn, this conception allows for a more nuanced version of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more generally.     

经济转型期陕北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

结合陕北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应用1998-2007年度的数据,运用主成分析、相关性、回归模型、弹性分析等方法,对经济转型期陕北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发现,陕北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之间相关度较高,两者之间的最优回归方程可表示为Logistic曲线函数,交通发展指数对经济发展指数的平均弹性系数大体在0.42-0.58之间波动。在综合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来较为落后地区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会逐步趋向协调;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但其边际效益会逐渐减小。最后,建议在当前阶段,为实现陕北经济的顺利转型和健康发展,应建设形成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国以来新疆人口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分析得出,建国以来,新疆人口年均增长率2.7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4%,属于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各族人口增长率有很大的差距,汉族、回族和满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全疆和全国同期的增长水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低于全疆平均水平;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人口逐年减少。新疆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化规律总体分布趋势为西密东疏,北多南少;冲洪积扇缘绿洲地带多,盆地中心稀少。新疆人口密度明显增加,高值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低值区的范围在缩小。     

长春-吉林经济带的形成与空间结构特点研究

文章通过对经济带概念的分析,构建经济带的形成和演进理论,认为经济带有等级、层次之分,其时空演进的理论为增长极理论——点一轴发展理论——梯度推移理论。在此基础上,论证长春—吉林经济带的存在性,分析其结构、功能及空间联系形式。作者认为,长春—吉林经济带目前是一个弱经济带,其扩散效应较弱,随着其扩散效应的增强,长春—吉林经济带将能够从整体上带动和促进吉林省的经济发展。     

城市创新基础设施空间格局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新成为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关键,而创新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创新支撑、聚集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界定了创新基础设施的概念,构建了测度城市创新基础设施的指标体系,之后基于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和GIS技术分析中国城市创新基础设施的空间格局,并通过构建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实证研究城市创新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创新基础设施是指保证创新相关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工程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的总和,包括支撑创新活动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及创新创业服务基础设施。②中国城市创新基础设施水平整体偏低,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整体上表现为东部发展水平高于西部。③中国城市创新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为国家推进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制造业重心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与趋势研究——基于2001年和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东部地区向中国内陆及周边国家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而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是该过程的主体。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不同尺度的份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并对二者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制造业重心基本空间格局未发生变化,但已发生明显的份额变化;第二,制造业份额变化涉及多个空间层面,并遵循随经济发展水平增长而降低的梯度原则;第三,根据2001年和2009年中国地市级尺度制造业份额变化及其影响要素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结果,中国区域制造业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且仍对低成本劳动力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交通设施改善对于制造业份额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女性工作场所的身份认同与阶层生产——以某高校食堂为例

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和女性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上,对学校食堂进行研究,分析两种类型女工在工作场所的分工等级与认同机制。首先,劳动过程理论的意义在于解析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制造服从的员工和稳固的分工等级关系;但是本文研究表明,当部分女工没有被完全纳入生产的中心环节时,她们进入工作场所之前的性别身份就起到了重要的预设作用。籍此,本文试图推动社会-空间作用双层机制研究,尝试推动微观空间尺度内自我身份在劳动过程中认定与生产的理论建构。     

深圳与全国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基于人口迁移模型的研究

深圳工业化过程中同全国各省区建立起了资金、技术、市场以及人才(包括劳动力)方面的广泛联系。本文基于外来人口指标,构建了深圳户籍人口迁移模型,并加以测度及分析,从人口迁移角度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深圳同全国各省区经济联系强度与两地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其次,与两地的交通距离成反比;第三,深圳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呈辐射状的圈层结构;第四,外来户籍人口数与两地收入差距相关性不明显。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联系格局的其他影响因素,并对深圳加强与全国区域经济联系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