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近代绅士在中国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绅士是知识分子与官僚机构的胶着体,他们常常是一个农村地区文化的代言人,充当着传播礼仪文化的作用,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角色。在近代社会的转型期,绅士以不同的态度回应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政府的软弱,在民族国家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论近代潮州的绅士阶层

潮州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他们是儒家学说在潮州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纲常伦纪卫道士、推行者;高踞于几十万、几百万潮州平民百姓之上,支配着潮州民间的社会生活。近代潮州绅士被认为是一个时代沉浮的投影与标识,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被迫开放为商埠,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已经成近代潮州、乃至整个粤东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不断分化的新绅士有力地推动近代粤东政治变革、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代言人     

湖南近代绅士的计量分析

史学界在谈及湖南近代绅士状况时,对湖南近代绅士的数量或言之笼统,或不准确。本根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等原始资料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的人数进行了认真地考订,并据此对近代湖南绅权发展的基本概况作一简要分析。     

社会转型与近代湖南绅士的衰变

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近代社会转型的波峰浪尖之中,被称为社会骄子的绅士阶层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湖南绅士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到激进,从合作到分化,再到衰亡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湖南绅士的衰变过程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整个中国绅士阶层从盛到衰的一个历史缩影,也是中国绅士阶层回光返照的典型代表。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以及因此而来的士绅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既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也是传统在近代的捍卫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衰弱的原因颇多,一方面国外势力的进入致使中国财产的大量外流,而这负担直接加之于农民身上,致使传统士绅因不能履行保护农民固有的职责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趋于衰弱。一方面近代化的深入使深具传统特征的士绅不得不由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士绅地位的逐步丧失,中国广大农村也越来越贫、糟、乱。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前的现状,它为中共打入农村内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中国近代社会公平思想初探

公平是历代社会下层民众及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即使是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也不例外。无论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抑或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不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己任。近代社会的公平思想为后来中国社会公平思想的追求起到了奠基作用。     

中国绅士研究述评

绅士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介乎官僚与民众之间,在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中外学对这一阶层的研究,尤其是张仲礼、周荣德对这一阶层的系统研究,是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后学的典范和楷模。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人学思想述论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幻,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所开出的救国方案最终归结于对人的改造之上,尤其是维新思想家们更是在如何改造国民等一系列人学问题上提出了极为深刻的命题。归纳而言,他们的贡献主要在“破”与“立”两个方面。在“破”一面中,他们致力于改塑和重构圣贤人格,对以往的儒家信念作出调整或给出新的解释;在“立”的一面中,他们则鲜明地提出“力智德”与“新民说”等主张,皆有气象,蔚为社会思潮。尽管他们的思想仍有着明显的过渡色彩,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近代中国来说,仍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     

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史初探

本文详尽介绍了中巴边界的地理位置及形成经过。指出清据坎巴提是清朝形成对罕萨宗主权的重要举措,而宗主权则是中英交涉的重要依据。英方与清朝交涉的目的在于求得安宁,以专力对付沙皇势力的介入。１９６３年中巴政府签订《协定》虽参照了１８９９年的英国照会,但性质完全不同     

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4年12月15—18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广州联合举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5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大多数为青年学者,近40位学者提交了论文。此次研讨会的举行与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计划密切相关。①在该项研究计划首期成果即将面世之际,举办者希望沟通学界、聚集同好,探讨具体的研究方法,共同致力于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正是上述思路的具体延伸。中山大学桑兵在大会报告中对该计划的意义、内容、研究方…     

中国近代制度转型中的省制刍论

省制作为地方最高管理层级,元代以后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已经具有不可移动、不能移动的层级功能,对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统一,有着不可代替的重大管理作用。然而,近代以降,由于中国从社会到国家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之中,省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地方层级制度,与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一样,也经历了从传统体制到现代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近代省制不断改易、变动的背后,反映的不仅是省制转型的困境,实关乎中央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宁与国家的统一,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大问题。省制作为国家建制中的地方最高层级的制度,从制度现代化转型角度探讨省制的变易历程及其发展特点和趋势,对于进一步认识省制在近代中国历史演变中的重大价值及其丰富的历史内涵,认识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及其规律和特点,以明国家治道与得失之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正>所谓"外交",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日本学者坂野正高认为,"外交是对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它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中国周朝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朝贡体制基本上是上下关系,因而不是外交(坂野正高:《现代外交分析——情报、政策决定及外交交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9~10页)。川岛真据此认为,"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等可以定位成朝横向关系的转移,而后来设立外务部、外交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转移的结束或完成"(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过程中.对处于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从文化转型角度较为宏观、系统地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著作并不多见.     

教廷财政的近代转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而顽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本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制度的考察,认为从15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依赖其封建特权为生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度日。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廷传统的财政机制,也使教廷财政与近代金融市场融为一体,迫使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新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原则的运行中。教廷特权阶层已与商人、银行家等资产家族结成同盟。这证明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其制度变迁并不是反常的逆流。     

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2005年6月法律出版社再版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学家张晋藩先生的中国法律史专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二版),该书是一部研究中国法律史的经文化交融的视角,阐述了中国近代法律的转型,为读者厘清了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脉络。作者将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与文化以及历史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交替呈现,分析并探讨了中国法律传统的独特规律及特征,具有鲜明的逻辑性与条理性,体现了强烈的回归历史场域的客观真实感与当前学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感。全书在总体上可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中国法律的传统”和“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在前…     

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正>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申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