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标铁柱与南诏铁柱

清人孙髯翁在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有“唐标铁柱”四字,概括了唐王朝在云南设治的一段重要史实。过去注释诸家多以南诏铁柱即唐标铁柱,实则不然。唐标铁柱、是指唐中宗李显为平息吐蕃(今西藏)的扰乱,派御使唐九征率蜀(今四川)兵讨伐。据刘肃《大唐行记》载:“时吐蕃以铁索桥跨漾水、濞水为界,以通西洱河,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书记     

粤中前贤佳联赏读

诗家“粤东三子”之一的张维屏,晚年于芳村大通寺旁建听松园,撰联自况生平。联云：“为词客、为宰官、为老渔,卅载风尘,阅几多人海波涛,才得小园成退步;爱诗书、爱花木、爱丝竹,四围溪水,喜就近佛门烟雨,     

刘韫良及其《壶隐斋联语类编》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昔日被视为“蛮荒之地”,因而贵州文化艺术往往被忽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收录全国各地楹联的专书,录载贵州的联语寥寥无几;一些论联赏联专著,“名联”中没有贵州的份,撰联大家亦无一人是贵州人。最近,贵阳市志办编辑出版的《金筑丛书·贵州联语两种》,全书收录整理了贵阳知名学士刘韫良的《壶隐斋联语类编》和向义的《贵山联语》,录载有关贵州的联语数千联,其中一些联语堪能与全国“名联”相媲美,《壶隐斋联语类编》的作者刘韫良更堪称撰联大家。刘韫良,亦作刘蕴良,字玉山,号我真,“壶隐斋”为其书斋名,…     

芳村早期的农民运动

广州芳村区花地街有三间古老的祠堂——谢氏大宗祠、碧溪谢公祠、(俗称北便祠)和观潮谢公祠(俗称南便祠)。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广州市郊区第一区农民协会首先在芳村中市的观潮谢公祠成立,成立那天,当年的《民国日报》有详细报道：“广州市郊区第一区农民协会经过筹备多日,已于8月15日成立开幕,是日假芳村谢家祠举行开幕典礼。”     

“汉匈奴破(酉兮皿)虏长”及其有关史实发覆

罗福颐先生的《汉印文字征》第9卷第6页“匈”字下收有“汉匈奴破醯虏长”,仅为录文。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罗先生重编《汉印文字征》及1982年出版《汉印文字征补遗》,皆不收此印文。1987年出版罗先生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正编及最后附“伪官印” 皆无此印。但最初罗先生编《汉印文字征》时必有根据,此书例不     

也谈王维的“大漠孤烟直”

也谈王维的“大漠孤烟直”李鼎文王维《使至塞上》诗云：“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大漠孤烟直”一联，是传诵千古的名句。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一书中在“孤烟直”下注云：“...     

二十四桥今胜昔

钟灵毓秀的扬州,佳山丽水的广陵,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盛唐时期,到过扬州和出生在扬州的诗人数以百计,他们为扬州二十四桥浓妆淡抹,用清词丽曲讴歌,赋诗咏怀。明末清初郝壁题词:“周遭二十四桥是,十六院中人已非。隋帝不来殿脚冷,曲池我亦醉意归。”清康熙年间宋荦诗:“最是扬州胜,红桥映绿杨。著名带廿四,佳话自渔洋。”清道光进士湖南邵阳人魏源的《扬州画舫画》:“二分烟水一分人,廿四桥头四季春。蒲苇有声疑雨至,谁知湖雾是游尘。”这些诗词很多,不一一赘述。二十四桥的历史面貌,众说纷纭。《扬州鼓吹词》序云:是桥因古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     

读印杂记

读《汉印文字征》、《汉印文字征补遗》、《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偶有管见,冒昧写出,以求教正。 邦司马印 《官印》十一页57号印曰:“邦司马印”。原书定此为“汉初期官印”。注释:“《仪礼·     

近代婚嫁论财对山西婚姻生活的影响

古代婚姻讲求“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及亲迎。在买施“六礼”的过程中,以雁作为聘礼(相传雁一生求偶只有一次,且求偶后便终身形影不离)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雁”作为聘礼日渐实物化、货币化。就史料体现,中国婚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在汉代已十分明显,《前汉书&;#183;地理志》中即有“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贫人不及,多不举子”的记载。之后,魏、晋、南北朝、唐、束、元、明各代婚姻论财之风愈演愈烈。及至近代,婚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更是有增无减。     

昆明孙髯绝妙词 史实确凿怎能改

2000年7月28日,《中国楹联报》刊登了湖南唐贻棣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考辨》一文,他根据《新编曲靖风物志》中的《曲靖孙髯翁与昆明大观楼长联》一节,加以摘要介绍说：该书“首次披露此联作者为曲靖孙髯翁”,并认为“否定长联为昆明孙髯所作依据充足,应当成立。”其实,这一观点已提出来十余年了,1987年6月6日《云南日报》就曾刊出过曲靖赵宏逵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质     

刘韫良及其《壶隐斋联语类编》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昔日被视为“蛮荒之地”,因而黔省文化艺术往往被忽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收录全国各地楹联的专书,录载贵州的联语寥寥无几,一些论联赏联专著,“名联”中没有贵州的份,撰联大家中亦无一人是贵州人。最近,贵阳市志办编辑出版的《金筑丛书·贵州联语两种》,录载有关贵州的联语数千联,其中一些联语堪与全国“名联”相媲美,《壶隐斋联语类编》系首次刊印,其作者刘韫良亦堪称撰联大家。     

新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王滨

王滨(1912～1960),导演,山东昌邑县人。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办人之一。在夏衍、田汉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影联的革命文艺活动。在延安开展的新歌剧运动中,参与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与水华合导了《白毛女》,与汤晓彤合导了《怒海轻骑》等优秀影片。     

得失评说方家事 个中三昧自心知

前南斯拉夫电影《桥》中,那位桥梁专家有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深,大意是说“桥一旦造好之后,造桥人便不再回头看他造过的桥了”。我深信,那位桥梁专家并非不珍爱他所造过的桥,也不是真的不想再回头看看他所造过的桥,而是他觉得,桥既然已经     

古今“绝对”知多少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小型的文艺形式。古今的一些文人学士都喜欢“对对子”。你出上联，我对下联，而且还流传下来许多对对子的佳话，但也留下了少许“绝对”。所谓“绝对”，是指有人出了上联，而无人能对出下联。现把所搜集到的古人“绝对”抄录于后，权当同读者在史林中漫步了一回。时至今日，还流传着北宋时王安石三难苏东坡的轶事。说的是王安石出的三个上联又偏又怪，苏东坡一个下联也没有对出来，虽然后来有高才者替苏东坡对出了前两个下联，但第三个下联至今也无人对出。这个上联是：“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北宋时，苏东坡在杭州邀一些文人学士同船游西湖时，一歌女手提一锡壶给苏东坡斟酒时不慎把锡壶掉到湖里。有人当即出了一联：“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结果包括苏东坡在内的一船人谁也没对出下联，至今仍不见下联，成为“绝对”。明朝嘉靖年间，一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以“柳映池中，鱼钻鸟巢鸟戏水”征联择婿时，虽然去应对的不乏才高八斗的秀才，但却谁也没有对出下联。征联择婿者一气之下落发为尼，此联也成为“绝对”。据说在很久以前，一群秀才到广西桂林赶考路过漓江岸边的斗鸡山时，其中一位平素爱写对联者在一块巨石上写了一上联求对“斗鸡山上山鸡斗”后...     

六渡桥桥名及其旧址

《武汉文史资料》1989年第四辑《汉口忆旧》曾发表过徐明庭、裕和两同志撰写的《六渡桥究竟在哪里?》一文,对六渡桥的桥名和地址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兹根据有关史料和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一、桥名“妾似垂丝牵不断,郎如飞絮任斜飘,人都说是伤心树,怕上春风六度桥”.这首“汉口竹枝词”,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范锴《汉口丛谈》载入.作者是范锴的儿子范涛.《汉口丛谈》一书问世于清道光二年即1822年,书内对当时汉口“坊市街衢”,“大略纪之”.关于玉带河,书上说:“河上木桥横跨,或相距里许,或半里许,在在有之.”书内所列桥名,多达30,其中的六度桥,竟被骚人墨客写入诗中,可见六度桥在170多年前已很有名.     

“春云”一诗作者应为文征明

拙文《石乾小考》(载《文物》1999年第4期)中所引“春云离离浮纸肤……”一诗(以下简称“春云”),在未经仔细论证的情况下,断为石涛所作,实误。今据所得材料订正如下: “春云”一诗原作者为文征明。此诗初见于文氏《甫田集》卷六,题为“题高房山横轴”,款“征明为子儋题”。另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亦载此诗,为“高克恭《秋山暮霭图》”的题跋。吴升《大观录》卷十八卷载《高尚书青山暮霭图卷》,后亦录此诗跋,款为“征明为子儋题”。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此诗名为“题高彦敬云山图”,款为“文征明为朱子儋题”。按“朱子儋”其人,姜绍书《无声诗史》卷     

走近北联池

历史冠以北联池“祈雨之所”、“祭祀之地”后,任何一个现代人的目光都无法躲开它。走近北联池,就会走近自然,走近神话,走近历史。“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走在去六盘山的路上,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     

《宋史》证误三则

(一)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二百五十四《赵赞传》:“乾德六年,移建雄军节度。秋,命将征太原,以赞为邠州路部署。”(第8892页) 按:从文意看,赵赞是受命征太原的将领之一。宋时太原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而邠州在今陕西省邠县,两地相距数千里。疑“邠州”误,当为“汾州”。据《续资洽通鉴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开宝元年即乾德六年,是年十一月改元开宝)”载:“八月戊辰,以昭义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建雄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征太原。《宋史》卷四百八十二《世家     

“南诏铁柱”非“唐标铁柱”考辨

清代滇南名人孙髯翁撰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此联下联中有“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之句,其中“唐标铁柱”四字,概括了唐王朝在云南境内设治的一段重要史实。但历来注释诸家多以现存云南省弥渡县的“南诏铁柱”为“唐标铁柱”。如姚玉章主编的《中国名联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李兴东主编的《云南名胜古迹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均持这种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与史实明显不符。查考史籍可知,“唐标…     

清代状元知多少

《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二期《赵以炯中状元》一文云:清代“共考取状元八十九人”。此说显然有误。据朱彭寿《旧典备征》记载,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殿试一百一十二科,其中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有状元,故清代共考取状元一百一十四人。此外,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共考取武状元一百零九人。如果将二者合计,那么清代文武状元共有二百二十三人。朱彭寿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清儒学案》总纂,对清代科甲情况极为详熟。他的《旧典备征》被时人称誉为“详稽博考”,“既备且确”,因而可信度是颇大的。鉴于该书流传范围狭窄,特将其中“各省状元人数”和“武鼎甲考”两条部份内容摘录于后,以供读者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