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的“平”

<正> 一、释平甲骨文中的“平”原作“■”,字从臼从用从土,是一个会意字。完整的字形见于西周初期的《小臣(?)鼎》铭文,象人手持农具平土之形。“用”象征农具,可能是“(?)”,《诗经·臣工》云:“(?)乃钱(?)。”毛传:“(?),锄也。”《国语·齐语》云:“挟其抢刈耨(?)。”韦注:“(?),(?)也。”《释名·释用器》云:“(?)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再论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4个,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其中平邑乡是都乡短暂使用过的名称。属于迁陵县的里名有16个,即都乡的泉中里、高里和阳里,启陵乡的成里、贞阳里和渚里,贰春乡的南里、舆里和东成里以及属乡不明的少里、安成里、尚里、武安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里级组织变化较大,存在改隶、更名、撤销等现象。迁陵县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而且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苏联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续三)

第三部分 新的创见 从1873年起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长达十年的时期内,马克思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文化人类学著作和有关亚、非、拉美民族土地制度的著作上,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其中有四篇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这四篇笔记就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这些笔记和1881年马克思     

《国语》所载成文述论

先秦史官的基本职能是秉笔直书、忠实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语行为.历史人物的言语部分经史官之手记录下来即为"成文",<国语>即是以已有成文为依据编撰而成的.<国语>所载成文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基于这一背景,<国语>所载成文具有其自身的基本特色.自末迄清,文章学家按照其各自目的对<国语>所载成文从文体学或写作学角度进行了各...     

两“逸”之比——《尚书·无逸》与《国语·论劳逸》对读

所谓两“逸”分别指《尚书·周书·无逸》篇与《国语·鲁语下·公父伯之母论劳逸》篇。其中《公父伯之母论劳逸》是后人据义所加标题,非《国语》所固有,本为方便起见,省称《论劳逸》。此两颇有共同之点,故可对读比较。其一,两都是长对晚辈的告诫辞。《尚书·无逸》是周公     

近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正>1 1月1日顾拜旦诞生日题记:在北京奥运年的第一月月志里,请让我们怀念一位诞生在元旦之日的人。勒巴龙·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1888年5月,顾拜旦针对学生"学业过劳",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     

虎钮錞于用途初探

虎钮錞于用初探邓辉于,是青铜文化中带有区域色彩的民族文化精品。器形庄严,铸技精湛,时代跨越了春秋战国至汉代时期。从东向南沿长江流域而上传播与发展有其自己的轮廓。然而,有关于的用途,古史文献中记载十分有限,仅《周礼·地官·鼓人》中云：于是一种古代乐器,...     

越国的镇与建鼓座

<正>近十余年来,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遗存的出土资料,以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与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最为重要,不仅填补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考古资料的空白,对越国贵族的埋藏制度、等级制度、中国音乐史、越国礼乐制度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两处墓地出土"镇"与"建鼓座"的有关问题,一发掘于1996年至1998年的春秋末期印山越王陵,共出土玉镇19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     

驿传制度:老地名的用字与古代交通 以江苏老地名为例

<正>中国古代的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主要是排、船等,而陆路主要是步行、马及马车等。江苏经济发达,与其自古以来的良好交通有很大关系。而驿传就是古代交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一定品级的官吏往来,以及传递诏令文书的人夫车马食宿等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制度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已建立完善了驿传制度,有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秦汉时,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宋代,采用的是邮铺来传     

春秋战国市场作用考论

市的发展是社会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市在政治上的作用,市的发展破坏了礼制等级,为新雇佣关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培育了自由商人阶层,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市在经济上的作用是,解决了物资匮乏,促进了货物流通,为统治提供了市税收入,引导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引起了人口向城市流动,市在国事上的作用是,市关涉到军事攻守的胜败,是列国争的主要目标之一。     

商代的楚蛮与西周初年的楚国

传说时代,江汉地区的古代居民为古三苗,三苗灭亡后,其遗裔在商周时代形成了楚蛮部族。商代楚蛮分布在以丹江库区为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和汉东地区。西周初年,熊绎受封立国于楚蛮之地,汉东地区与楚国初封无关,则西周初年的楚国当在丹江地区,与丹淅说相合。     

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

对新砦遗址的重新发掘,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再次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在当地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砦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也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     

论先秦诸子的抗灾赈济措施

先秦时期．天灾和人为的灾荒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困苦,先秦诸子为此提出以农为本的思想和储仓措施,探讨赈济策略,并提出诸多有效的措施。其中某些抗灾救荒的思想至今还有借鉴意义。     

嘉靖时期商业的兴衰

明代中期的商业有过空前的繁荣,全国崛起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圩镇,水陆商路四通八达,产、运、销俱旺,到嘉靖初年臻于极盛。但商业的兴盛,也激起包括皇帝及各级勋贵的贪欲．皇帝营建“大工”、皇族毁商霸产、一笔又一笔永不偿还的巨大的“商欠”、以特权强权为后盾的官店、皇店、藩店、卫店、绅店的垄断经营、强权“和买取物”,以及对民间商业的重税盘剥,都对此时商业的继续发展构成威胁和破坏．加之嘉靖嗣位以来政治形势的恶化,以及“南倭北虏”的入侵与直接破坏,使得原本兴盛活泼的商业,大为萎缩,商道淤塞,到嘉靖中后期,全面陷入衰败的境地。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国时期,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为历史所罕见。据国民政府的官方统计,仅1912年至1937年的26年间,重大灾荒77次,平均每年达3次之多。民国时期的灾荒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