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梅兰芳在香港

1937年,淞沪战争开战3个月后,中国军队因失利而退守了,日军随及占领了上海。上海沦陷时,梅兰芳正住在上海的租界。他原以为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谁知不久后的一天,有个日本人找上门来,希望梅兰芳在上海电台播一次音。这明明是日本人想借梅兰芳来粉饰日军占领下的太平,梅兰芳当然是不愿干的,他当时就以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而拒绝了。拒绝日本人     

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

上海在民国时期集中了大量的中外报刊、广播电台与通讯社,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日军占领上海后,非常注意控制报刊舆论。当时上海的许多新闻机构都设在英、法租界,日军一时不能进入这里,就胁迫英、法租界当局取缔抗日言论与宣传。1937年11月13日,淞沪抗战刚刚结束,租界当局就发表谈话,警告凡在租界的华文报纸立论要更加慎重,不准有“日寇、汉奸”等字样在报上出现,也不准报纸报道抗战与惩处汉奸的消息。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当天,租界当局便同意日方在南京路的哈同     

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为日军全面控制。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随即被武装起来,为日军提供向导、搜查和警戒等战时辅助服务。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平民在战事打响之后未能及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以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标。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分人还惨遭杀害。日方的暴行,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领事团的压力下,日军陆续移交和释放了数百人,但仍有大量中国平民遭到扣押,这个不幸的群体直至战争结束都未能获释。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杀害他们的事实,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群体,就成了所谓的"失踪人口"。     

日军空袭南京罪行初探

日军对南京的空袭既是其实施"速战速决"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日本战争罪行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自1937年8月15日首次轰炸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就日方的作战部署而言,1937年8月15日至9月上旬为第一阶段,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主要以配合淞沪陆战及消耗中方空中力量、获取制空权为目标;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为第二阶段,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侧重攻击军事设施、党政军机关驻地及重要的公用设施,妄图制造恐慌,以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1月下旬至12月13日为第三阶段,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主要以协同攻占南京为目的。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不仅起到配合日本地面侵华部队作战、加快日军侵华进程的战术效果,而且还对中国军民后续的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日军通过空袭南京及周边的中方航空基地,一方面极大消耗了中方本来就比较有限的空中力量,最终日方掌握了制空权,使本来就不对等的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之对比更加倾斜于日方;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打击了南京国民政府中部分具有投降倾向官员的抗战意志,进一步促进了投降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看梅兰芳演戏

梅兰芳先生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又是一位爱国者。在日军侵华期间,梅兰芳为表示对日本侵华的愤恨,竟留起了胡须,并拒绝为日军演出。     

抗日烈士蔡公时与“济南惨案”始末

<正>1928年5月3日,侵华日军借保护侨民为由悍然侵占济南,大肆屠杀我无辜军民和外交人员,打死6123人,打伤中国军民17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即"五三惨案"。"五三惨案"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面对强行进入交涉公署的日军,蔡公时为维护民族正义慷慨陈辞,     

“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中的民族主义

抗战初期民族主义在上海劳资关系中的表现,一是劳资间的隔膜消除,冲突事件骤然减少;二是劳资合作局面的出现。但这种靠民族情感维系的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日军经济封锁、企业陷入困境,劳资间的"曲为隐忍"也难以持久。1939年上海工业畸形繁荣、物价迅猛上涨,造成"工商企业类皆获利甚丰,而劳方阶级生活大难"的局面,劳资关系再度紧张,民族情感逐渐淡化。1940—1941年持续恶化的劳资关系被汪伪政权利用,日益激进的工潮集中到上海租界,以御侮救亡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被扭曲为指向租界欧美势力的激进主义。     

太行抗战烽火中的外语学校与西餐饭店

太行抗战不只有战场厮杀、支前拥军,烽火中也有别样生活。八路军在山西黎城的"外语学校"与"西餐饭店",就是其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东长垣的"外语学校"1939年1月2日,八路军总部庆祝元旦大会接近尾声,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名日军俘虏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上台和他们紧紧握手,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成为     

忆当年在敌后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天,我去上海南方中学上学,老师心情很沉重地说,日军侵占租界,学校停课,以后不要来了。归途中,看见日军在街道上架设军用电话线,气氛十分紧张。到家,只见父亲阿英正在烧书,因他这些年写了不少抗日话剧,在租界公演引起轰动,估计敌人一定不会放过他。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

抗战爆发后,一般大学均迁移内地。然而,由于上海地区租界的存在,抗战初期驻沪高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各种渠道对留守上海高校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孤岛"内行使教育主权。不过,由于"孤岛"环境所限,教育部的政令往往难以真正贯彻。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之间的关系更显脆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的沟通基本断绝,各大学由于性质不同,面对汪伪政府要求注册立案的压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     

回忆西北办学的苦与乐

西迁入陕联合办学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平津岌岌可危。南京教育部令天津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通知时,战事已起,陆路交通断绝。学校紧急通知师生分头赶赴西安。平津师生历尽千辛万苦,通过日军百般搜查捕讯,才得以到达当时的安全地带——天津法租界及英租界,     

梅兰芳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揭开了序幕,当时梅兰芳住在上海。3个月后,淞沪失守,黑暗弥漫了大地,上海租界也是一片狼藉!一天,有人来向梅兰芳提出要求,说是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梅以不久要到香港和内地演出,不能在上海电台播音为理由拒绝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     

谷寿夫战争责任的再检证

战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由于掌握的日方文献有限,对于被告谷寿夫的申辩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质证,从而对法庭审判和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的认识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战后未能引渡更多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责任人到华接受审判,加上谷寿夫并未完全否认日军暴行,只是申辩第六师团不存在暴行,其申辩论点在日本国内引起部分同情,从而影响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公正性的认识。通过比对日军的军方文件、日军第六师团的官兵日记及回忆等日方文献,可以证明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并无不当,其所做申诉基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狡辩。     

“孤岛”往事——抗战洪流中的教育家陈鹤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随着战火的蔓延,百万难民从闸北、浦东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及南市安全区,在南京路、霞飞路等昔日繁华地区,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容枯槁的妇孺和衣衫褴褛的儿童,蜷曲在路边或沿街乞     

国际宣传处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对外传播

正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纵火、劫掠等暴行。为掩盖丑行,日军采取封锁新闻和虚假宣传的手段,编造"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谎言,粉饰太平,混淆视听。国民政府通过新组建的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处",开展了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国际宣传,以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一、国际宣传处的组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采取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连日用英语对外广播,竭力将责任推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阿利森事件”是日军伤害西方人士人身安全的典型案例

董为民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此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     

日本集中营：上海西侨的黑色记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宣布来自英、美,荷兰、比利时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救国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