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风"之后的特殊"期票"

1961年,中国人民银行以各省分行的名义曾发行过一套期票。期票对现代人来说不知是何物,连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难说清期票发行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发行期票,还要追寻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全国上下掀起的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办农业、粮食亩产要超万斤;大炼钢铁,全国钢铁产量要达××千万吨。办集体食堂,提前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浮夸,加之国家连续三年的欠收,农村大部地区生计发生困难,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体味斯大林"大清洗"的 "细节"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因为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种"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的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置人于死地。从1956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     

"以人为本"对"经济人"的超越

本从“以人为本”对“经济人”理性逻辑的批判、对“经济人”人性层次的升华和对“经济人”视阈边界的拓展三个方面探讨了“以人为本”科学理念对“经济人”理论的超越,并以此确证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吴宓的"大方"与"吝啬"

解放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他一贯节衣缩食,自奉极廉,但却古道热肠,经常将工资送给向他求助的学生、同事。他的这种"乱花钱"有时让同事难以理解。"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有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孤苦伶仃的吴宓,吴宓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钱。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得太多了。"吴宓答道:"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修志的"述"与"作"

述而不作的本义是对理论、学说而言。首轮修志提倡述而不作,但事实上是述而有作,大述而小作。述而有作不是矫揉造作,而是资料运用的合理延伸。述而有作就是要增强志书的述性。增强述性的前提是消化资料。     

"百分比"、"倍"的用法

地方志书、年鉴中不仅收录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还通过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比较,来说明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概貌。“百分比”、“倍”数的用法正确与否,关系到志书、年鉴的质量,关系到志书、年鉴功能的发挥。新疆已出版的志书、年鉴对“百分比”、“倍”数的使用,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使用不当或使用错误的情况。方志工作者、年鉴工作者应当正确掌握“百分比”、“倍”数的使用方法,努力提高志书、年鉴的可信度,为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资料。[第一段]     

楼适夷的"补课"·臧克家的"父爱"

楼适夷先生1926年入党,后参加学团体“太阳社”。上世纪30年代初,加入“左联”并任宣传委员,鲁迅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提及写《白莽印象记》的林莽便是他,“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消息,最早就是通过他编辑的《艺新闻》公布于众的……由于解放前后,他做了大量的革命学活动和翻译、编辑等工作,曾被誉为“革命艺的先驱,化史上的功臣”。     

关于领导干部"知"、"言"、"行"的思考

“知”、“言”、“行”既是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经典表述。领导干部作为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要努力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认真提高讲话文稿的质量,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的实绩,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知”、“言”、“行”的有机统一,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     

释楚文字的"龟"和"鲁"

楚系文字有一个字作以下之形(下文以""表示): (鄂君启车节,集成 12110) (郭店<缁衣>46)(上博<柬大王泊旱>1) 其中鄂君启车节这一个字,过去研究者都释为"(黾)",无异议.第二字见于郭店<缁衣>,简文云:"筮犹弗知,而况于人乎.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浅谈年鉴的"肥胖"与"瘦身"

从综合性年鉴认识上的误区,分析造成年鉴整体规模庞大、冗余信息资料多的现象,认为年鉴“瘦身”很有必要,并提出年鉴消肿“瘦身”的主要对策。     

地方志的"官书性"和"社会性"

地方志具备官书性和社会性。官书性主要体现在修志体制及志书的权威性方面,社会性体现在内容和功能两方面,二是一对矛盾体。首届修志由政府主持,政府部门提供入志资料,志书记述政府行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可以反映社会全貌。续志则要记述社会的复杂多变性,因而要解决好官书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站在社会的角度,反映社会全貌。做好资料筛选,这样才可修出精品。     

"台独"势力的"日本情结"问题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这也是驱动“台独”势力长期不遗余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和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它所发动的“皇民化运动”的久远影响,是导致“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2、“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急需取得外部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甚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谈"青阳腔"与"徽剧"的源流

一、前言我省戏曲剧种比较丰富,全省流行的有三十种之多.其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首推"青阳腔"和"徽剧"."青阳腔"是弋阳高腔在安徽发展后的新产物,是我省古老的剧种之一."徽剧"是皮、黄系统的代表剧种,是在安徽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不仅我省現在流行的大部分剧种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过"青阳腔"或"徽剧"的哺育;数百年来,它们的影响及于全国.其中"青阳腔"的文学剧本还流传国外.山于旧时代的统治者,对民间艺术的摧残,"青阳腔"和"徽剧"逐渐衰落,几被淹没.解放后,"微剧"已是枯木逢春,正在对其遗产加以挖掘."青阳腔"虽然散失已久,也已找到了它的踪迹,正在进一步探索中.     

"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在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工作期间,结识了线材分厂的司磅员薛德元. 也算是造化弄人吧,此时此刻穿一身蓝布工作服的老工人薛德元在"文革"时期可是南京"八二七"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在造反派推举下, 在1968年至1976年期间担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润笔"或曰"稿酬"的史话趣谈

古代文人墨客为他人属文作画,事毕往往受到对方的酬谢,这种馈赠性的财物,文人间俗称“润笔”。润笔的多寡常因属文者的身份、文学修养以及馈赠人的家资状况,差异颇大。达官贵人索文付润笔可以一掷千金;吝啬鬼求文后却一毛不拔,由此古今文坛演绎出许多悲喜剧。     

"数字"与"故事"--试谈经济部类的"求真"与"求活"

经济部类的数字堆砌,限制了志书的鲜活;在数字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甚至给志书真实性带来隐忧。笔将入志数字分为不可选择和可选择两类,分别提出确保其真实性的对策;同时还认为要在经济部类中努力写出“故事”来。     

单士元的"洒脱"王利器的"乡情"

故宫,这昔日的紫禁城,不仅拥有现存规模最巨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拥有最丰富的历史艺术杰作和宫廷珍品,而且拥有一批堪称“国宝”的大师级物专家,要不是发生“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谁会想到,“国宝”们的命运会和向阳湖联系在一起呢？——1970年春,当单士元先生随故宫“大部队”下放咸宁时,已经六十有三,早已过了眼下的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