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朱东润与《李方舟传》

我是朱东润教授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学生,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可算老学生了。朱老将书法的笔道比喻成面条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五年求学时,朱老是系主任。每年系里的"迎新"开学典礼,他是必到的。朱老师是一位古典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他在系里开过《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均是为高年级开的课。     

薪火相传 拓荒草原——读《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正首先要向杨建华教授告罪的是,当我接到她寄来的这本厚厚大书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林沄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在跟随李伯谦先生念研究生时,李老师就叮嘱我,学习商周考古,一定要好好读他老同学林沄先生的文章。1998年,《林沄学术文集》出版后,我在第一时间买来细读,但印象最深刻的是文集的代序"我的学术道路",读后感触颇多,而最令我惊讶的是林先生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已经立志要从事东北地区的考古"。但说实在的,我当时一方面     

狂人刘文典逸事

刘文典跑警报刘文典教授,字叔雅,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1958年卒于云南昆明。接触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人,无不知道刘文典先生的大名。关于他的逸闻太多了,最早是说他曾住在白云观里读《道藏》,因私自吃荤被道士赶了出来。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关于他与沈从文的逸闻。刘文典历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在西南联大则尤其蔑视讲授现代文学写作课的沈从文。西南联大晋升沈为教授,刘文典很不满,怒气冲冲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刘文典是什么?”还有一次日机空袭,刘…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正>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先生为史学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材料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     

道德文章 堪称楷模——纪念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

<正>今年,是著名清史学家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我愿借此机会,表达对思治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先生是我一生中最敬仰的史学家之一。虽然他比我年长10岁,但由于我们同出徐中舒、蒙文通、缪钺教授师门,30多年来,我一直亲切地叫他大师兄。其实,不仅我这样叫他,和他年龄相近的刘永成、周远廉先生等,都叫他大师兄。这个称呼,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年长,更多的是他为人正派、和蔼可亲的高尚品德、学术风范,突出的学术成就,他在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回忆我的导师王栻先生

<正>一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共五人。我是他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是1980年春考的,1980年9月1日进校。那届王栻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全系也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是中国古代史的。原因可能是自1978年     

傅璇琮给我的一封信

正听到傅璇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美高原上,又一次默然涕下。先生是我真正的邻居。他一家就住在我的楼上,那是北京劲松104号的拐角处,我在一层,他在二层。他的两个女儿跳绳时,我能微微感觉到。傅先生兼任学者(专治唐代文史)与编者(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忙碌得很,但每次在楼前相遇,总要站着说几句话。他不善于言谈,甚至有点羞涩。每次见到他手提小篮子去取牛奶或买菜,我就感慨"真人无相",满肚子学问,却一点学     

立德树人的雷达先生

正雷达先生是我的恩师。2005年夏天,他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彭金山先生之邀来西北师范大学讲学,其时他在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我读过他的著作,十分敬仰。一时见到先生本人,心中更是激动,便表达了想考取他的博士之愿,没有想到他表示欢迎。后来,我如愿成了雷门弟子,可谓人生之幸。先生在兰州大学做博导10年,前后指导博士10余人,这些同学现大都在高校工作,有不少成就突出。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要求非     

感念王元化先生二三事

<正>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先生自2008年离开我们已有14年时间,似乎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对于已与先生相识27年,学术研究得到其鼎力相助的我来说,他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因《因明学研究》结缘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于1981年。记得是春夏之交的季节,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先生在胡风冤案中蒙难二十余载后,终于正式平反、恢复教授职称并迁入复旦六舍51号新居,我与内子朱碧莲（1955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去探望,     

我所知道的邓初民

我来民盟工作时,邓初民先生已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当时他已年过七旬,身体不大好,来机关的时间不多,所以对他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听老同事介绍:邓初民解放前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教授,又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活动家,有"邓马黄"民主三教授之称(即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解放后,这三位     

追念著名历史学家祁龙威

<正>11月25日上午10时祁力群教授从扬州打来电话,告知他父亲祁龙威先生已于24日凌晨4点30分溘然长逝。话语不长,但对我的心脏犹如电击一般,立时心潮起伏,思绪纵横。祁老,是我接触最多的旅外乡贤,又是与我从事史志档案文史工作最为密切的名师大家。自祁老于年初腿骨骨折,卧床救治,我两次赴扬州看望,中间又数度电话联系,先生尽管受着"苦不堪言"     

孙峰:无声世界中画出心灵灵感

<正> 我非常喜欢欣赏书画作品,尤其是对画家孙峰的作品更加印象深刻。10月里,我去北京的一位在书画界知名度很高的好友孙泳新先生家里做客,他对我讲:"你若早到几分钟,就能碰见著名歌唱家杨洪基先生了……"我问:"杨先生是来收藏您的书画吗?"孙泳新先生告诉我杨先生这次到这来,不是收藏他的书画作品,而是收藏孙峰的画作。于是,他就向我娓娓地讲述了事惰的经过。今天清晨,孙泳新先生接到杨洪基先生的电话,向他咨询画家孙峰的情况,并表示想要收藏孙峰的画作《群虾图》。孙泳新先生高兴地说:"你算是找     

林迈可与白求恩：在中国抗战中结下深情厚谊

正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写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封遗书,请求把部分遗物寄给加拿大、美国的同志及友人。他写道:"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美金作寄费。"这里提到的"林赛先生",全名迈克尔·林赛,当时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而白求恩是远在晋察冀抗日前线救治伤员的加拿大医生。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个外国人,却在中国抗战中相识、相交、相知,     

首次面世的齐白石《借山诗画》

众所周知,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教授是齐白石大师的高足、得意门生。18岁时,他将自己的"初犊之作"寄呈客居京华的白石老人。齐白石先生阅后在回信中惊叹:"刀法是与余乱真。"在日后的14年鸿雁传书中,李立教授得齐白石大师指教和赠画不少。1997年4月,我去长沙看望李立老师并在他府上留宿。谈至深夜,李老师见我想观齐白石作品心切,兴起--遂将自己珍藏多年、轻不示人的齐白石原作一一拿给我看。其中一本齐白石早年册页《借山诗画》,共18图,每图配有一诗,是李老师九十年代初     

古籍专家杨伯骏二三事

壬申五月,一生手不释卷的古籍专家杨伯骏先生,终于释卷而去。 他是我妈妈彭淑端的表弟,我一直称他为舅舅。在他的去世讣告上,除了列有中共党员、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及几个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副教授等头衔外,还冠以“著名学者”称号。其实,他的名字是少为人知的,用时新语言来说,即知名度有限。但是,一个人的知名度与他的成就贡献和品德修养未必都成正比,许多真正的专家贤者,恰恰少为人知。为此,我也颂贤不避亲,提笔写写我的杨伯骏舅舅。 1957年,我在101中学毕业前夕,妈妈带着我去看望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忆王思治教授

<正>王思治先生离开我们了,他热忱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其人品和学品,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思治教授长我八岁,他对于我来说,界乎师友之间:在学术上,我们是朋友,且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见解;我们专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在思想感情上,我是把思治先生视为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看待的。我和思治先生相识和交往三十多年,我从他身上得到许多教益。我的这篇短文,是想着重讲讲思治先生对我的热忱的帮助。     

从《五柳先生传》中赏析陶渊明的生活情趣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托言为五柳先生写自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是他真正的性格。"性嗜酒,好读书、不求甚解,常与文章自娱"是他的爱好和志趣,塑造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形象,赞美了他自然率真,安贫乐道的品质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以及对淡泊宁静,自给自足的生活向往与追求。     

我的朋友安第默

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安第默先生,并成为好朋友。使我们认识的媒介是藏族文化,因为他是旅意著名学者南喀诺布教授的学生,也是教授创立的大圆满文化协会的成员之一。安第默先生约三十五、六岁,是个导游。他是个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人,天生的乐天派,典型的开朗、大方、幽默、浪漫的意大利型性格。他有一把漂亮的络腮胡子,绝对是个美髯公。安第默先     

读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

白寿彝先生是我的前辈 ,也是我的同志。我对于他的为人是钦敬的 ,对于他的为学是佩服的。当他临终的前三日 ,我曾到医院中一晤 ,未交一语 ,竟成永别 ,我是异常悲痛的。寿彝先生留在世间的 ,有卷帙空前的《中国通史》 ,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 ,举世皆知之。但他为人为学之高不可及者 ,世人未必深知。也许有人记得二十年前“四人帮”在北京排演的“考教授”一事 ,当时召集文理各科教授 ,一律试以数学难题。寿彝先生不答一字 ,投卷而去。其为人之独行特立 ,似可于此见之。但寿彝先生之独行特立 ,是始终一贯的 ,不仅在于一时一事。今读他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