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野军考》质疑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刊登了戈春元同志的《博野军考—〈通鉴·胡注〉纠缪之一》,读后感到多有商榷之处.戈文说:“博野军,《通鉴·胡注》曰:‘即穆宗长庆二年,李寰帅以归京师之兵也.’查阅诸书,胡三省之注有误,而《通鉴胡注举正》、《通鉴注辩证》、《通鉴注商》等均未加纠正.”     

《资治通鉴》胡注补释一则

<资治通鉴>卷147梁武帝天监七年(508):"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师王显失于疗治,时人皆以为承高肇之意也."胡注云:"医师侍御左右,因以名官.后魏之制,太医令属太常,掌医药;而门下省别有尚药局侍御师,盖今之御医也.此又一王显,非御史中尉之王显也."<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四年正月,魏世宗殂,肃宗年幼,王显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胡注:"观此则侍御师王显、詹事王显又似一人."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被误解的历史命运解析

史料证明,先有跳舞实践,后有胡旋舞名称。胡旋舞本为女性专业舞蹈,安禄山以肥胖老男之身跳胡旋舞,意在制造笑话。安史之乱后,由于事件的新闻效应和内容的戏剧化色彩,因而胡旋舞广为传播。学者们围绕敦煌壁画的乐舞图像是否为胡旋舞展开的研究,并未涉及胡旋舞的含义。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分布规律也证明,胡旋舞极盛时期,不是盛唐而是中唐后。即使是讲化生童子的变文,也不曾使用"胡旋舞"之称。所谓胡旋舞在历史上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它是北朝汉人对胡人舞蹈,或者是今人对敦煌壁画说法图的一种误读。     

唐代胡瓶

唐代胡瓶见于金银器和陶瓷器,侈口,槽状流,细颈,溜肩,鼓腹,最大弧度在腹下部,喇叭形高足,口沿与肩安柄。胡瓶在波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在使用,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前凉录》曰:“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胡瓶是盛酒器。《通鉴释文辩误》卷九:“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胡瓶在唐代的史书中多有提及,而且多为皇室贵族使用。如唐太宗把自用的胡瓶赏     

“关隴集团”问题——对陈寅恪先生“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的批判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書开首写道:“种族及文化二問题,……实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又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论稿”中写道:“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間題,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謂胡人汉人,大致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較重,而种族之关系較轻,所谓有教无类也。”由此可見,陈先生認为北朝隋唐的历史实质就是种族文化的历史,又因为文化之关系較重,种族之关系較轻,所以种族文化问题,实質又是文化问题。什么叫做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們: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踐过程中所創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財富的总     

平刚日记选辑(续二)

民国二十一年(1932) 一月十八日王履亨来,问蒋、胡、汪三人能合作否?若合作有济否?予云,三人无合作之可能,即合作亦无救济之力,以三人非其任也。一月二十三日以庄今夜来谈,王绍武本已来到龙溪口,忽然而返,大约因闻黄丕谟被刺之故以生疑惧也。此间闻其返也,尤为疑惧,现又遣江国璠、马空凡先后往迎,且为之解十万元往以悦之。呜呼!正路不行,时时行此穷策,无怪天下之多事也。二月五日在公武处闻得,王绍武已授军长之职,犹国材授副军长。     

丁宝桢:刚正清廉的中兴名臣

清朝以满洲部族为政权核心治理天下,直至咸同年间太平天国之乱,一批汉人士大夫挽狂澜于既倒,硬生生弄出来一个“同光中兴”的新气象。这批汉人出将入相,能文治亦有武功,除了众人熟知的曾左李胡之外,贵州织金人氏丁宝桢更是其中之翘楚。辞世后谥号文诚,诚者,真实无妄、无伪也。正是因为守住这个“诚”字诀的政治作风,他治理鲁蜀两地二十载政绩累累,也正是因为这份刚正之诚,才有就地正法权阉安德海的浑身胆气。     

《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

《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华林甫宋、元之际胡三省（１２３０～１３０２年）以三十年之功而注《通鉴》,广征博引,穷波讨源,堪为一代名注。胡氏长于考据,尤其精通地理,尝言＂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至为确论,举凡地名之异同、山川之方位、郡国州县之...     

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

北魏尔朱氏出身契胡,亦即羯胡。羯胡成分十分复杂,尔朱氏是否源出粟特,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根据新出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证明尔朱氏原本姓"安",来自西域,确实源出粟特,到达河东尔朱川后,才改姓尔朱。这说明,粟特民族迁居中国,并不一定都以昭武九姓为姓,也有改姓他姓者。虞弘家族情况相同。虞弘出身稽胡,中古音"稽"可读qǐ,与"契"仅一音之转,故稽胡即契胡、羯胡。虞弘为鱼国人,曾以"鱼"为姓。"鱼"为"渔"之古字,中古时期二者原可通用。"鱼国"实为"渔阳国"之省称,中古墓志有将"渔阳"写作"鱼阳"之例。虞氏由粟特来中国,初居渔阳所在的渔水,故以"渔"亦即"鱼"为姓。此后改"鱼"为"虞",则与北魏孝文帝厉行"汉化",少数族纷纷改胡姓为汉姓,并且攀附汉族大姓有关。     

东晋的西府及其战略地位

一、西府考论关于西府得名缘起,前人颇有异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地理方位为规矩,强调豫州治历阳,历阳为西府。《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胡三省注:“晋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豫州治历阳,在江西,故云北带寇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西府”条:“晋咸和四年(329年)侨立豫州于历阳,置军府于此,蔚为重镇。以在建康之西,故称西府。今即安徽和县也。”     

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

古代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用夷、戎、蛮、狄来概括四方的少数民族。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北方古代少数民族主要是称胡。《战国纵横家书》有“代马、胡狗(驹)”之称。代、胡并称和胡地产马这两点表明,胡应指晋北及其以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据《逸周书》等典籍记载,晋北、内蒙一带有林胡、楼烦之胡、豹     

让风流胡兰成忠心不二的传奇女人

她能双手使枪,是名震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吴四宝的老婆;她没有文采,彪悍成性,却把才女张爱玲也掌控不了的风流才子胡兰成玩于股掌之中,并与之白头偕老。     

胡抱一事迹纪略

先祖父胡抱一(1891-1943年),江苏淮阴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并为之护卫有年。在反清、讨袁和北伐、抗战大业中,不遗余力,建树颇多。祖父一生矢志革命,以天下为己任,愈挫愈奋,不断进取。现略述祖父生平,以表对他的深切缅怀和崇敬。祖父生于1891年5月23日,自幼丧母,赖姑母及长兄汉卿抚养成人。体格魁梧,天资聪慧,记忆力尤过常人。清末,朝政日非,国力萎顿,外侮日迫,民族遭难,祖父只身走沪,从事革命活动。及至1912年民国成立,转赴南京担任中山先生卫士(前后达5年之久)。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灰心变节者颇多,祖父仍始终如一,与张继、杨虎、景定成诸先…     

《通鉴胡注表微》之“微”

《通鉴胡注表微》(以下简称《表微》)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抗日战争后期的重要著作,1944年、1945年先后发表于《辅仁学志》13、14期。解放后于1957年重印,至今适值30年。《通鉴》胡注的作者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浙江台州宁海人。《宋史》、《元史》均无传,仅《新元史》有传,又极简略。所以胡氏辞世六百多年间,人们不明他的身世,甚至连他的卒年都无法确定。胡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     

“胡为夔出”说辨证——兼论芈夔立国及归胡地望

归姓胡国史中,有不少值得辨析的问题。《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二十年,楚灭顿,灭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故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史记》集解引杜预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两说迥异。近来,考古学界又提出新的看法,多谓今陕西境内有胡国。而且,对于楚灭之胡的姓氏,也是各说不一,《姓觿》“胡”下引《郡国志》说:“胡国姬姓,灭于楚。”     

唐三彩胡俑的时空演变探微

唐三彩是唐代重要的陶瓷手工艺品,作为陪葬品在唐墓中被大量发现。其中,很多三彩人俑都以胡人为形象。从时间上看,这些三彩胡俑最早出现于武周时期,中宗时数量剧增,玄宗时期制作工艺渐臻成熟,安史之乱以后则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从空间上看,三彩胡俑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两京地区发现最多,其他北方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南方地区发现的主要是中晚唐时期的三彩胡俑。三彩胡俑时空分布的演变,为认识唐代区域经济文化变迁及域外文化传播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见证与线索。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