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开展中国疫灾史研究的基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述评

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开展和推进疫灾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疫灾史料,因此,对过往三千年疫灾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疫灾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抗疫精神与时代精神

时下,抗疫走到一个重要节点,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转变,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此次大考中体现出来的抗疫精神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是危难时刻体现出来的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数千年来中国文明的传承中,精神力量极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清代芜湖疫灾及其社会应对

<正>古籍有云：“疫,民皆疾也。”而以现代科学的话语来描述,“疫”则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因此,由急性、烈性传染病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就是疫灾。它既是细菌、病毒滋生所引起的原生灾害,又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所诱发的次生灾害。由于疫灾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还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故而疾病社会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 (2) 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 (3) 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

清代台湾纂修的地方志表明,台湾疫灾经历了由瘴气到瘟疫的转变.台湾疫灾在开发初期以瘴气为主,随着开发的不断深入,瘟疫成为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疫灾.台湾民众对疫灾的抗击与防御,几乎与大陆传统社会的防灾方式没有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以柔克疫”在广东

正不同地区的文化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风格。广东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施柔性、精准管理,人文抗疫,以柔克疫。"柔性管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稳定和变化"进行管理的新方略。它着眼于人,以人为本,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广东的"战疫"过程,可以说是柔性管理理念的一次生动、具体的实践。     

同心抗疫显担当万水千山送真情

正"口罩短缺!""防护服告急!""一线抗疫勇士呼吁各界捐助抗疫物资!"一条条来自抗疫一线的消息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安徽省政协港澳委员闻风而动,危急时刻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海外侨胞特邀代表心系祖国,募款捐物,把真情洒满祖国大地。     

抗疫专题档案、方志征编一体化的泰州实践

及时、动态记录抗疫重大事件并编纂专题志书,既可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亦可为后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该报告对泰州市统筹抗疫专题档案资料征集、编纂专题志书《泰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实录》的工作历程和成效进行了剖析,并介绍了该志在全媒体志书编纂、开发"三个一"系列文化产品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经验。     

新中国的第一场战“疫”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后,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以下简称"察北专区")暴发了大规模鼠疫。党和政府充分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统一组织领导战"疫"工作;广大群众在"扑灭鼠疫,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的号召下,各行各业同舟共济,战"疫"一盘棋,最终取得了新中国第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战"疫"胜利,也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疫灾及救治

明清及民国时期江淮地区的地方志表明,明清时期江淮曾分别在1523—1524年、1588—1590年、1603年、1638～1644年、1709年、1756年、1785—1786年、1821年、1856—1858年间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大疫灾。疫灾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干春夏秋季节,往往多和大的水旱蝗灾害相伴生,在空间上没有像水旱蝗灾害那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而多属于江淮同灾的情形。在国家救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民间社会自发的救治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汉代旱涝疫灾害在汉画中的反映

汉画中雩祭、攻社、曝巫、河伯理水、驱魔逐疫、羽人针灸等内容是对当时的旱涝、疫病灾害的记录。各地汉画侧重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不同,是与各地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灾害背景有关。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正式出版发行

12月7日,《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首发式暨中国历史地理与疫灾研究学术报告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赵发国、齐鲁书社社长昝亮、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