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由“和”到“战”变化的原因

隋朝时期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经历了由文帝时期以"和"为主到隋炀帝时期征伐的一个变化过程。文帝建国以后重点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家新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怀柔政策,但是两国利益的冲突最终使得和平无望,隋炀帝对高丽诉诸武力。     

试析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由“和”到“战”变化的原因

隋朝时期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经历了由文帝时期以“和”为主到隋炀帝时期征伐的一个变化过程。文帝建国以后重点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家新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怀柔政策,但是两国利益的冲突最终使得和平无望。隋炀帝对高丽诉诸武力。     

汉文帝七年《朝仪》诏书研究

近期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四)释文中发现汉文帝七年《朝仪》诏书,该诏书内容不见于传世史料,可弥补史料之缺;据该诏书可知汉文帝为"正"天子,序诸侯,把汉初诸侯"十月朝献"改为"正月朝贺及上计";该诏书对研究汉文帝时期诸侯地位、汉朝礼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铭文所见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兼论西汉工官的设置与管理

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对汉代诸侯国器物铭文中标记的生产者的分析,尤其是对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漆器上"南工官"铭记的解读可知: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的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仍有府库自造器的情况,而同时还出现了郡国工官,这类地方工官虽曾短暂地转归大司农管辖,但基本上仍以郡国控制为主;西汉晚期,明确为王国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在元丰改制后分为经筵官、修史官、诸阁学士、六部、临时性礼仪官、两制官、门下省、地方官、东宫官、中书门下附属官、九寺五监门、三省附属官等,其中以经筵官与修史官为主,各自又分别以侍读与(同)修国史、(同)实录院修撰为主;其他兼官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门类还是呈现出一定特点。以地域考察,吏部尚书兼官主要集中在京师。许多兼官往往不能单独作为官职出现,因此对吏部尚书本职工作影响不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兼官大量出现,由有能力而又能够把相应职务做好的官员来兼任该职务,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     

从铭文看两汉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且变化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早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铜器生产较为自由,制作机构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官,也有地方诸侯和富商,产品得以自由买卖;西汉中晚期,由于对地方诸侯和私人工商业实行打击和限制政策,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退出铜器的生产领域,铜器的制造由政府专控;东汉早期,随着政策的放宽,铜器由政府专控的局面开始松动,私人作坊造作的铜器出现,至东汉中晚期政府各级工官基本退出铜器生产领域,铜器的制作为私营或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形式。     

东汉持节问题探讨

东汉时期，国家使官员持节是实行统治的重要方式。当时国家一般通过诏令和委任官员参与国家重要活动的方式来授节。东汉国家设置的持节官有长期待节官和临时持节官。临时持节官主要参与国家的礼仪、军事、外交、安抚等活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更有效地贯彻国家的统治意志。东汉末年，将军持节的形式开始出现变化。在将军可以持节的同时，已出现了使将军“假节”的情况。将军“假节”，可以加重其地位和参与地方的军事事务，因而，同将军持节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实际上，这已经开了魏晋时期将军具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种持节方式的端绪。     

西汉初期诏书探微

汉初诏令,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崇尚真朴,反对华藻。高祖、文帝之诏令自有其风流,尤其文帝诏令,感情之浓、忧患之深是帝王诏令中不多见的。     

秦汉徒刑散论

在秦汉徒刑序列中,城旦舂、鬼薪白粲为一个等级,隶臣妾、司寇则属另一个等级,它们与死刑一起共同构成了秦汉刑罚体系中的三个等级。三个等级的构成为加刑和附加刑等非正式刑名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也体现出秦汉刑罚由轻到重循序渐进的特征。就肉刑和徒刑的关系而言,秦及汉初正处于肉刑地位逐渐下降,徒刑地位逐渐上升的过渡时期,其具体表现是,秦及汉初刑罚以徒刑为主,以肉刑为辅;特别是汉初,更将肉刑的使用上移至城旦舂。到汉文帝时期,肉刑的废除终于水到渠成。     

《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

清华简《封许之命》为研究西周诸侯及外服体系提供了新资料。西周内外服制继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未受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被周人尊称为"公"的殷商后裔宋君、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以及称为"伯"的周之同姓或异族邦"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以及身份尚难确定的卫官。公、侯、伯、子、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见周王、参与王室大和会,是他们对周室重要的"服"之一。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并由史家记录下来,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西汉镜铭中的信字

<正>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开启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个盛世。在此前后的西汉统治思想与执政理念有着重大的变化、发展。西汉统治者为了帝国的利益,从信"黄老"到尊"儒学",这种变化自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酝酿,而在汉武帝即位以后最终完成。《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     

北宋元丰后的内廷朝参制度

宋代的朝会,包含朝参与听政两个主要部分。朝参,是文武百官日常拜见君主的一套礼仪活动。神宗朝推行的朝参改革,一方面扭转了北宋前期朝参制度中虚实交叠的错综局面,有效缓解了糅合正衙朝见的旧体制与内殿起居的新趋向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元丰以后至南宋时期四等朝参的基本格局。元丰官制改革是朝参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基于等级体系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元丰以后,等级安排以注入职掌的职事官为重心的趋势更为明显,朝参的务实性也得以增强。徽宗时期以编修礼典为契机,对朝参制度做了一定的调整,如进一步整合内廷与外朝的朝参形式、更改六参的频度等,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南渡以后朝参制度的发展。     

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乡制变迁反映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非专指三老等民官。乡啬夫职掌不称"治",事权分散,对县的从属性突出。秦及汉初,乡是县下诸"官"之一,县廷与乡之间的政务运行可称作"廷—官"模式。西汉前期,乡部禄秩两次下延,发展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随着文帝时期田制、法制的调整,有秩发生变动,乡政弊端日显。武帝时掾史出现,乡务处理渐由"官"向"掾"演变,这一变化本质上乃因事差遣的发展。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更直接地对基层实行统治,然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乡里的控制力。     

春秋战国建筑构建装饰艺术

春秋时期由早期的郑国小霸到中期齐桓王称霸再到后来吴越兴起,吴国牵制楚国,三国分晋,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日渐遭到破坏,之后战国各国混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原,由“政在诸侯”变化为“政在家门”,在各地都出现了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由此而逐渐形成了“礼崩乐坏”时局。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 文化繁荣 , 社会思想随之愈加开放 , 推动了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们重视建筑的发展 , 甚至制定了规范的工官制度,因此建筑构件的装饰不论是题材还是种类都逐渐丰富。建筑装饰作为容纳人文和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的物质载体 , 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建筑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北洋政府的“将军“和“上将军“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军队的军衔制,基本上沿用了晚清的军衔等级体系,只是各级称谓有所变化,其中上等官称“将官”,分上将、中将、少将三级,作为高级军官的军衔。除此之外,一些高级将领还有“将军”或“上将军”的称号,如“宁武将军”、“扬威将军”、“镇安上将军”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３０日下命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将军府是由大总统直辖的中央最高军事顾问机关。将军分上将军和将军两级,均由大总统任命,承大总统之命会议军务、校阅陆海…     

浅析隋文帝对高句丽以“和”为主的政策

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在建国之初的复杂环境;文帝务实、理智的政治作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四海为家”的天下观等诸多因素,使得文帝在对高句丽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和为主的统治政策。     

浅析隋文帝对高句丽以“和”为主的政策

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在建国之初的复杂环境;文帝务实、理智的政治作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四海为家"的天下观等诸多因素,使得文帝在对高句丽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和为主的统治政策。     

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平贾”制

<正>“平贾”作为一种官定的价格标准,涉及公私交易、司法鉴定、财政统计等诸多方面,在秦汉时期具有特殊的治理功用。秦代已确立较为完备的“平贾”制度,汉初沿用了秦代“平贾”的更新周期与制定层级。随着汉代地方化行政的进程,地方“平贾”的制定机构逐渐由县转移到郡。汉武帝时施行平准法,利用“平贾”对民间交易价格进行干预。“平贾”制度的不断变化,正是大一统政府加强国家治理的结果。本文综合秦汉简牍材料,就秦代的“平贾”制度、“平贾”制在秦汉时期演进的线索及秦汉物价干预形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诸侯国相在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其权力、职责的变化反映了西汉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国的博弈、分合趋势。诸侯国相职能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时期侧重于辅助诸侯王国的巩固;惠帝至景帝中五年期间侧重对诸侯王国兵权的控制;景帝中五年至昭帝间,侧重于中央"汉法"在诸侯王国的推行;宣帝及以后,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诸侯国相"郡守化"过程实际上是汉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国的逐步控制过程,其控制的基本方法则是国相的"替代效应"。它对于西汉前、中期中央对诸侯国王的权力调控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