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春秋〉考论》评介

姚曼波先生的大作《〈春秋〉考论》于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付梓行世。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探索了孔子作《春秋》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立论不仅大胆,而且新奇。该书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考辨缜密,可谓当今春秋学研究领域中的创新之作。经过仔细阅读,笔者认为该书有两个较为鲜明的特点。首先,视角独特,极具开创性地提出了《左传》的蓝本为孔子所作的新说,为春秋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自《孟子》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一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春秋》便被当成了孔子借以阐发其政治哲学、贯注其学术…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献价值。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孔门四科

孔子当年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知识学问。当年孔子以《诗》、《书》、《易》、《礼》、《春秋》等书作为教科书,教授弟子政治、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知识。“行”即指身体力行之意,孔子要求弟子们将他所传授的学问道德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体会并增长学问。因为孔子教学的核心是做人,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行”的作用,认为学问只有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才是真正的学问。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不修《春秋》辨

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起源很古,就今天所知材料而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且影响最大者,当数孟子。《孟子》一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地方有几处,如言“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长的一段见于《离娄》篇,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     

宋高宗与《春秋》学

对于“宋高宗与《春秋》学”这个话题,人们在研究胡安国的《春秋传》时有所涉及,但其只是宋高宗与《春秋》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的讨论,不全面也不系统。高纪春先生也曾指出宋高宗重视《春秋》学是对王安石批判的一种手段,并简单列举了其经筵重《春秋》的情况(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扩大了讨论的范围,但由于文章主旨不在此,亦不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分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表现、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原因与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一宋高…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韩诗外传》“鼓钟乐之”辨析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根据《韩诗外传》卷五引《关雎》诗作“鼓钟乐之”．遂旁征博引,不遗余力证成韩《内传》作“鼓钟”,孔子“所见《诗经》必作‘鼓钟’．而今传本《毛诗》作‘钟鼓’乃后出误本”．并进而认定后人说诗一方面“用《毛诗》‘钟鼓’之”,一方面“仍取韩说房中之义,斯为谬矣”。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孟子论《春秋》

孟子最了解《春秋》。孟子未给《春秋》作过章句训诂,似乎也不曾接触过《春秋》“三传”。孟子书中提及《春秋》的地方并不多,主要的只有两处。但是,这仅有的两处却把《春秋》的几个主要问题讲清楚了。孟子关于《春秋》的观点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特别是汉代公羊家,他们的一些关于《春秋》的基本论点,肯定是吸取了孟子的成果。孟子说:     

从《三字经》说到历史教育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王应麟(1228-1296)著,传世已六、七百年,是影响极为广泛的幼学读物。《三字经》全书,结构完整。开卷的六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讲的是教育的理论基础,所持论点是孔子性相近论、孟子性善论和荀子重积学的综合。这是南宋道学家中朱熹一派的论点。他们认为,性是善的,但由于是否得到良好的教育,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很大区别。《三字经》自第七句“教之道”以后,直到“教不严,师之惰”,共十四句,是说父母师长进行教育的责任,而以孟母和窦燕山为施教的典范。自第二十一句“子不学”以下,共八句,是说学的必要性。     

《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

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作前后延伸,可以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来路与去向。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开始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通变宜民”的“变政”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而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上书活动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因时局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     

荀子学辨

荀子学辨葛志毅司马迁作《史记》以孟子、荀子并言,谓二人咸尊孔子之业,并无高低轩轾之论。《荀子》自《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儒家,历代目录因之无异辞。宋代理学大兴,始有尊孟抑荀之举。宋代以来,荀子倍受攻击的最大口实在《非十二子》有子思、孟子及《性恶》一篇,...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