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化雨昙华林——我的导师石声淮教授

1982年9月,我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跟随著名学者石声淮教授学习先秦文学。9月,东北长白山区的家乡已经是秋风萧瑟,枫叶如火:而华师的桂子山上却是满目葱绿,桂子飘香。当时先生并不住在华师校内,而住在武昌昙华林华中村14号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里。踏着木制楼梯特有的节奏,拾阶而上,便是先生的书房。小楼原是先生岳丈钱基博先生的旧居,房前屋后,梧桐掩映,绿荫如盖。钱基博先生去世后,先生一直住在这里,守着先生的旧居,也守着钱老先生未     

割不断的关爱

我给王树声将军当警卫员1940年3月,太行山区还是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一天,三十团政委张国传把我叫到团部,笑着对我说:"小鬼,王树声副司令员看上你啦,要调你给他当警卫员。同时,还要调通信班的6名战士携带武器到司令部工作。小鬼,能到司令部工作,这是咱全团的光荣,这是首长对你的信任,你应该感到高兴,把工作干好,为我们全团争光。""我知道这是首长对我的信任,我从内心是感动的。可是,     

一九四五年云南省政府改组经过侧记

一九四五年,我在以龙云为主任的昆明行营任参谋。当时,军政机关没有宿舍,我们下班后都住在家中。同年十月三日凌晨,密集的枪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为了弄明情况,乃起床四处打电话询问。但昆明行营、滇黔绥靖公署、云南省政府以及云南所有的宪警机关都无法接通。当电话接通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时,对方给我的答复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要惊慌。”我无奈,只得唤起家人照应门户,以防意外。天刚亮,一辆军用吉甫开到西寺巷我家     

追述金塘岛战役支前工作

1949年农历八九月间,我在设在镇海新禊镇（今北仑新禊镇）的舟山战役后勤司令部工作（支前司令部下面所辖）。我的具体工作是带领从镇海各地招来的二百民工支援前线作战,当时我是民工队的副队长,正队长是山东人温琢玉。这时期我们二百民工主要任务是从鄞县育王岭运粮食和炮弹到新禊去。当时那里就有一条旧公路,一直通到新碘。通过这条公路,我们把粮食和炮弹等物资一直运到新禊渡口,留待以后解放金塘战役打响时用船装到对面的金塘岛去。     

我和于右任的最后一次会见

1949年3月间,于右任先生来到上海,住在离徐家汇不远的一座楼上。一天上午,我和姚鹓雏(当时他和我是监察院上海留守办事处正副主任)去看望他,一见面,于先生紧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不去台湾,很好!”我们说:“还有极少数的职员因地位     

广州东山象栏冈第二号木槨墓清理简报

1957年1月广州东山梅花村对面的象栏冈工地发现了一座明朝正德八年工部尚书戴缙夫妇的合葬墓,由我会进行清理。在明墓南面的挖土工程中,又发现了一座保存比较完好的东汉木槨墓(编号第二号)。为了不耽延施工进度,我们决定两墓同时进     

万山海战中的“解放”号炮艇

正我于1949年9月在惠阳坪山参加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文工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0月中旬惠州解放,部队进入惠州,东江第一支队文工队又保送我们一批青年战士到惠州军管会领导的东江公学学习。一个多月后,第一批学员几十人被分配到两广纵队司令部(驻中山石岐)报到,从中又抽调一部分人准备赴武汉学习通讯业务。正当整装待发奔赴武汉学习期间,一天,我和几位战友在路上遇见曾生司令员,战友张德通认识曾司令员,他向曾司令员提出想到广     

陈立夫先生二三事

在我和陈立夫先生的书信交往中,陈先生向我讲述了三件鲜为人知的故事。倡导良师兴国运动1934年间,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住在南京常府街中段四条巷口一座别墅式的两层楼房里。那年9月,仲秋时节,陈立夫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动员全市大、中、小学教师参加良师兴国运动。会上     

我所知道的李朗星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工作,对时任省保四团团长的李朗星有所接触了解,现把我知道的他的有关事情,回忆如下。1938年底,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为了联络国民党郧阳专员刘翔,特地给刘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内韦称刘为政工老大哥(因刘在复兴社内曾任过科长),以示亲近。韦要我拿着这封信到郧阳去见刘,以便拉关系。我到郧阳后就住在刘翔的私寓内,以后又多次到郧阳,总是住在刘家。当时,李朗星率保四团也驻扎在郧阳,李也常到刘翔家,这样我也便与李有所接触,对其有了进一步了解。保四团在郧阳时的…     

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回忆

正我于1920年5月生,山西文水县人,1951年6月赴朝作战。从四川到吉林1951年2月,我团撤回四川,路经成都驻扎在永川县附近待命,参加了修建成渝铁路垫路基的任务约一个月。我在这里被提升为司务长(副排级)。我们在出发前补充了一部分新兵。1951年4月间,我团乘坐汽车到达重庆,乘坐"民权"号轮船历经三天三夜到达汉口,住在由政府早已准备好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招待所。第二天,上级给我们安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奋斗路东段南侧的居民区里,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名为光芒街,(故称小戎街)。临街的二十二号(原小戎街二号),是一座漂亮的木结构俄式小房,红油铁瓦盖,雕花木檐,绿油门窗,显得非常庄严肃穆。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通的民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的黑暗年代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满州省委旧址之一,现在是我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这座不平常的建筑物,引起我们许多遐想,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严峻的革命斗争岁月……哈尔滨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城市。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自一九二二     

忆茅盾

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茅盾,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担任着文化部部长和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他虽然公务繁忙,但仍不忘从事创作,关心文学新人的成长。我曾受到茅公的关爱和指导,特别是他关于创作问题的一次谈话,使我虽经数十年,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是1961年8月,我从辽宁煤矿师范学院毕业,正准备返回西安工作之际,郑伯奇先生建议我到北京拜访茅公,以求得在创作上的指导。到北京后,我就急急和“沈办”联系,没想到茅公竟爽快地约我一晤。8月4日中午,我如约来到北京东四的头条5号“茅寓”。茅公热情地接…     

我亲历过的人民公社大食堂

正我家住在泰兴县口岸镇上,从1957年秋季开始,我就进入了距家10华里的刁铺民办初级中学读书,吃住在学校,每周回家一趟,改善一下伙食,顺便拿些上学所需的钱物。到了这学年的春学期,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兴起,我的家乡口岸镇和学校所在地刁铺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跃进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10月1号,口岸人民公社成     

黄齐生先生在毕节

一九三八年初秋,黄齐生先生偕谢孝恩先生及侄孙晓庄自昆明赴重庆,途经毕节,逗留了十来天。我和我的胞妹文芬在贵阳女子师范上学时,于一九三六年参加演剧活动结识了黄齐生先生。黄老途经毕节肘,我和文芬已从女子师范毕业,回到家乡毕节,在县立女一小当教师。因此,黄老一行在毕节逗留期间,便住在我家里(今毕节城关白花路一号龙门内)。黄老曾应毕节县立男一小校长刘安甫先生的邀请,到男一小(今毕节地区医院内)作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有二:一、介绍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勤工俭学     

百年老宅藏家珍

西安市光明巷45号是一座百年老宅,一辈子没结婚的花甲老人李振亚自1944年出生一直住在这座老宅,在几十年坎坷遭际中小心地守候、呵护着这里的一切。     

我参加卢沟桥战斗的回忆

我叫黄胜时,1919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出生,祖籍山东省单县黄集,现退休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东大街64号。 我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双亡。1933年秋因生活所迫,投军于冯玉祥部队,驻防在张家口万全县。1934年迁北平南苑12营房。1937年春又移防于卢沟桥,编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九连三排九班当战士。我们的着装是灰制服,左兜上方有一长方形布块,从印有黑、蓝、黄、红的边及中间的三角符号上,可看出每个士兵、军官的阶级。灰帽子,帽徽处上下缀着两个黑扣。黑布鞋和黑袜子,灰绑腿带在小腿外侧打成三个“人”字     

孙中山与武汉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身的战士”。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先生即成为世界注目的人物。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旗手,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先生密切     

李明灏副主席晚年轶事

今年，是李明顾先生百年诞辰。现特将他晚年几件感人之事回忆如下：1978年9月中旬，我随省政协副主席李明顾赴红安、新洲、稀水县了解农业情况，他没有向机关要小车，也没有叫我事先通知红安、新洲、稀水县政府，我们上午坐上长途汽车，中午就到了红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吃了中午饭，他跟我说：“我们休息一会，一点半钟步行到城关的几个生产大队去看看，不要惊动县政府的领导同志，更不要陪同。”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一点半钟还未到，县委书记、县长等一帮人就来到我们的房间，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我们事先的确不知道李主席要来我…     

莫洛赛冬牧人

1996年7月我第一次到江河源头的时候,也是住在这个藏族自治县的武警中队,武警县中队的官兵对我都特别热情和友好。中队长米玛次仁一连半个月几乎和我形影不离。半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多雪的春天里武警县中队失踪了一位山东籍的战士。正准备拔锚起程的我,决定在江河源头再停留几天——尽管因患了高原重感冒而感到呼吸困难,我还是执意要到失踪的山东老乡焦喜娃守望过五年的     

就这样,我爱上了梁思成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 小组绘图。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的前夫程应铨被划为右派,我不得 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离开他。尽管如 此,我的工作还是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 工作。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 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 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