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之《竹书纪年》研究平议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299),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书西晋初年出土,经过多次整理,曾有多种不同的整理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其书或隐或显;前人引用,文字也颇多异同。清代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世传《竹书纪年》已非汲冢原书,而是明人伪造。清道光中,朱右曾开始从古书中辑录《竹书纪年》文字,编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世传之本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世传之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先生对朱书进行校证,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同时,为了证明世传之本为伪书,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先生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古籍辨伪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影响。重新梳理《竹书纪年》的整理与流传情况以及对王国维先生的研究进行讨论,是一件颇具文献学意义的工作。     

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明代出现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究其缘由,中外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竹书纪年》的版本、源流、真伪、价值等问题,其中,《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百年来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较之明清学者有较大的进步。所以,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析成绩与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今本《竹书纪年》所载西周郑国史地问题考辨

明天一阁刊今本《竹书纪年》言郑桓公居"洛",伐"鄫",居"郑父之丘",经由对此三事的详考,可推桓公初居之洛在今陕西洛南一带;幽王初桓公伐鄫,即《国语·郑语》史伯所说的"缯",亦即曾,地近今河南南阳一带;因伐鄫之功,桓公立为诸侯,都郑父之丘,故国名郑,其地可能近于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一带。故今本《竹书纪年》所载桓公立国事与《国语》《史记》《汉书》之说实微异而大同,未必纯出杜撰,可为探讨早期郑国史地问题提供一重要参考,对解读清华简等新出土文献也不无帮助。     

也谈《隰有苌楚》是情歌

自汉以来,历代注家多认为《诗经·桧风·隰有苌楚》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西汉·毛亨、东汉·郑玄说此诗作者痛恨国君放纵情欲,荒废国政,所以歌颂无情欲者。宋·朱熹说“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诗集传》）郭沫若认为是没落贵族悲观厌世之作。（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愚以为这种解释不尽符合该诗的本意,近乎毛亨说《关睢》是“后妃之德”、说《静女》是“刺时”、说《木瓜》是“美齐桓公”、说《溱洧》是“刺乱”一样牵强。迄今仅见高亨《诗经今注》及李长之《诗经试译》在题解中说此诗是一首恋歌。但二位先生未加评述他们这一见解的依据,今就此略陈管见。 研究《诗经》的人公认《郑风·溱洧》是一首反映郑国民间风俗的情歌。《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悦）者俱往也”。三     

《水经注校证》收入霍水条商兑

<正>《太平寰宇记》"洪洞县"条引《水经注》:"霍水源出赵城县东三十八里广胜寺大郎神,西流至洪洞县。"(《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901页,下引此书只标页码)此条不见于传本《水经注》。《水经·汾水注》"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发源成潭,涨七十步而不测其深。西南径赵城南,     

新郑郑韩故城

我省新郑县城关附近双洎河(古称洧水)与黄水河交汇地带,有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郑韩故城,是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据《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等有关历史文献记载,郑国原在今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

吴敬梓《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宋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     

《太平寰宇记》苏州衍文小考

《太平寰宇记》卷九一苏州吴县之下 ,有皋亭山、明圣湖、粟山、定山、富阳浦、严濑六条内容。常见版本如万廷兰本、《四库全书》本、乐氏祠堂本、金陵书局均如此 ,中华书局新近影印之《宋本太平寰宇记》亦同。按 :此六条非苏州内容 ,而应属杭州 ,考辨如下 :1 皋亭山。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著录 ,属杭州钱塘县。《淳临安志》卷九、《咸淳临安志》卷二四均著录了皋亭山 ,属仁和县。今仍名皋亭山 ,海拔 36 1米 ,位于今杭州市东北拱墅区、江干区与余杭区交界处 ,不在苏州甚明。 2 明圣湖。最早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水经·渐江水注…     

孙愐《唐韵序》中的一个问题

孙愐《唐韵序》曰: ……一诉愚心,克谐雅况,依次编记而不别番。其一字数训,则执优而尸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不失元本,以四声寻译,冀览者去疑,宿滞者豁如也。又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有可纽不可行之及古体有依约之,并采以为证,庶无壅而昭其冯。…… 在今存诸种《唐韵序》中,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仅为今存全序的上半部分,王国维考订为开元本《唐韵》序,而今存全序为开元本序与天宝本序（下半部分）之合体,这段文字抄自下半部分,因而卞氏所录无之。其它诸本中,“有可纽……以为证”一句,有的本子有,有的本子无,未知诸本孰是,姑且略述而不详论。其它各句,则诸本皆同。我们要讨论的是“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一句。这句话引用者颇多,然皆未得其实。 陈澧《切韵考》卷二曰:“孙愐又曰,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仵者参错无次第也。韵有一东二冬三锺四江之次第而声则无次第,如东字冬字舌音,锺字齿音,江字牙音而皆可为韵部之首也。今於清声二十一类,浊声十九类,但以所见之先后为次第,亦所谓仵而次之也。“白涤洲《集韵声类考》（《史语集刊》三本二分）引孙愐序亦断     

《宋书》的直笔与曲笔

赵翼《陔余丛考》卷六“《宋书》书法”条称:“《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中又说道:“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赵氏观点为后人采用,影响至今。正因如此,继乾嘉之后,对《宋书》的研究多重文字或内容之考证、校补,1949年前影响较大的数篇研究专文即是①。1949年以后的研究,…     

沈约与《今本竹书纪年》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真伪和作者 ,学界有争议。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顶格书写的纪年条文 ,二是低一格书写的注解性文字 ;三是用小字或双行书写的明显属于注文的文字。后人的整理与之相应也包括这三个部分。经过具体分析 ,可以认定《今本纪年》的整理者是沈约。     

李白《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其二辨伪

王琦认为李白《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其一为伪作。其辑注的《李太白集》于此诗条下注云：“贾之谪在岳阳,去罗浮甚远,而太白行迹亦未尝至广、惠间,何云‘徘徊苍梧野,十见罗浮秋’耶?又太白旅寓岳州约计只一二年,而贾至之谪在至德中,召还故宫在宝应初,约计首尾亦不至十年之久。所云十见,更指何人耶?恐是他人之作而误入集中,否则笔之讹欤。”王琦认为,《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其一的内容,不合于李白的行踪和贾至被谪的时间。     

《新唐书》修撰考

一、问题的提出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旧唐书(一)》第四条“宋欧修书不同时”中,先引吴缜《新唐书纠谬·自序》、胡宗愈“请进《纠谬》”奏疏,然后加以自己的考证,指出: 二公修书,不相通知,其实乃本不同时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传》,言其修《唐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凡阅十余年,自守毫州,出入内外,常以稿自随。此言十余年,而吴缜则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欧阳修传》,于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一段之下,即继之以知嘉祐二年贡举云云。则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     

司马迁批评《老子》了吗?

司马迁撰《史记·货殖列传》,开头这样写道:“《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据中华书局出版《史记》校点本) 历来的史家都根据这一条资料,说司马迁在这里对《老子》提出了批评,指斥老子的思想行不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有悖于司马迁的基本思想。其实,司马迁在这里非但不是批评《老子》,相反却赞同《老子》的主张。试申述四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字训读看,有两点应当校正。其一,     

《邺中记》辑补

《邺中记》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记,为晋国子助教陆翙所撰。原书已佚,其佚文散见于各书,较早见于隋人所撰类书;今较多收录于隋虞世南《北堂书钞》（《书钞》）、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类聚》）、唐徐坚《初学记》、宋李昉《太平御览》（《御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书。惟今存之佚文,颇有兼记高齐事迹者,当非翙书原文,《四全书总目提要》以为,“殆翙书二卷惟记石虎之事,后人稍摭《邺都故事》以补之,并为一卷”。此论殊是。今存《邺中记》辑本有数种,繁简非一,少者仅录数条,而以清初辑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者为最详,共录七十四条,其辑本“以石虎诸事为翙本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水经·湍水注》“昆阳”正讹

<正> 《水经·湍水注》云:“湍水又经穰县为六门陂,汉孝元之世,南阳太守邵信臣以建晤五年断湍水,立穰西石蝎,至元始五年更开三门为六石门,故号为六门堨也?瑞Α⑿乱啊⒗パ羧匚迩в嗲辍!绷炮樵陴ο刂魍乃?新野在湍水下流,与穰县相毗邻,六门陂溉穰和新野二县自属无疑。但昆阳则远在伏牛山中湍水之滨(见《水经·湍水注》),汉时属豫州剌史部颖川郡(见《汉书·地理志》),断乎不可为六门陂所溉,《水经注》所谓“昆阳”当有舛误。     

《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辨异一则

正《史记正义》分别于《秦始皇本纪》与《齐太公世家》两引《竹书纪年》同条有关齐灭纪事件之文本,却前曰"齐襄公灭纪郱鄑郚",而后谓"齐襄公灭纪迁纪云",其记载内容显有差异。~((1))因后者出自《正义》佚文,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曾对其间不同文字之"迁纪"表示过怀疑,但仍以"盖以齐渐灭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本文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并参考其他可靠资料,推求《古本》所记西周年代的５个时段的年限,即：１．文王受命一武王伐商１８或２０年,２．武王克商一昭王８０或８２年,３．穆王恭王６６或６４年,４．■王一厉王５８年,５．共和以后７１年,以及未知王年诸王的大概年限,为进一步研究确定西周诸王王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同时据鲁公年数加以参证,并对《史记·周本纪》所记厉王王年提出质疑,将《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西周王年加以比较。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