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董其昌的“画禅”

董其昌命名自己的斋室为“画禅室”、“墨禅轩”。顾名思义,他要在书画创作中体现禅意。因此,研究董其昌的绘画艺术不能忽视其这一创作主旨。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董其昌几件典型作品的评析,试以说明董其昌是如何画禅的,并进而说明他为什么要画禅,以及我们对这一艺术现象的看法。     

清末民国瓷器上的唐诗画意

唐诗较早见于长沙窑出土的青釉釉下褐彩小瓷壶上,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图1)。宋元词曲的繁荣,以词境曲意为背景的作品偶有所见。明代集诗、词、曲而别开生面,以诗意为画题的画谱、绘本、书画等大量出现,影响着瓷画工匠的创作激情。清鼎定中原后,诗衰而画盛,直至有清的“诗界革命”和“同光诗体”的出现,诗境画意作品层出不穷。特别是康熙三十年以后在“广开科举,发扬汉文化”的倡导下蔚然成风。清代瓷器上的唐诗画意,从诗境及画意在器物上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顺治-康熙三十年(1644-1691年)承前朝,以“题词”(图2)和“画意”为主…     

初中美术“说画”教学初探

所谓“说画”教学,是指用语言来表达绘画作品的内容、描述绘画的过程与方法,是对美术欣赏和创作的口头显现,以促进学生对于美术作品以及创作过程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构思,提高创作和欣赏水平。     

画意摄影中民族文化元素应用探析

通过对画意摄影当中民族元素应用的探析,明确了以民族文化为依托而创作出来的摄影模式,扩展了摄影的表现领域,升华了摄影作品的思想内涵,实现了画意摄影的艺术品位的升华,体现了其艺术价值,为相应的画意摄影当中的民族文化元素的探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传杨邦基《聘金图》的创作背景和辱宋寓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聘金图》卷无标题及画家款识,虽然学界一般认为是描绘宋金交聘的历史政治画,但作者和画意并无定论。本文根据画中山水风格和人物服饰、宋金交聘礼仪和使节往返路线,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环境,论证此画可能为仕金汉人杨邦基(约1110-1181)为金主海陵王(1149-1161年在位)所创作,时间为1150年代晚期。其创作目的是借南宋国使在金境备受轻慢的现象写宋廷之不堪,默许海陵统一中国的野心和女真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性。该画在以宣扬国威、中兴为主旨的历史政治画传统中地位独特。     

活的艺术--盆景

盆景,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享有“立体的画”和“无声的诗”之称,又有“活的艺术品”之誉,给人以“诗情随景发,画意入景来”的艺术享受。     

《弘历鉴古图》修复方法讨论

《弘历鉴古图》是清代宫廷画家姚文瀚创作的一幅乾隆皇帝"御容"图像。该图磨损较重,在卷藏过程中出现的霉变,导致受损部位纸质糟朽,一些重要画意脱离画心粘在背纸之上。此图因破损情况比较特殊,修复方法也因此十分复杂,本文即针对其修复情况所作的探讨。     

隐元隆琦禅师“骑狮像”东传日本研究

福建黄檗宗禅师隐元隆琦东渡日本传法时,随身携带的黄檗宗肖像画和黄檗宗画家所绘制的“隐元骑狮像”,对长崎乃至日本的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隐元骑狮像”来自“文殊骑狮像”,体现了隐元禅师在传法时所展示的宗教形象,也是黄檗宗顶相中的独特形象。其次,“隐元骑狮像”为多幅连续创作的肖像画,同时也是道释画和顶相画的结合,具有多主题综合的特点。第三,日本画家继承“波臣派”画风后,继续创作“隐元骑狮像”等,但趣味和画风逐渐偏向本土化。     

唐代石刻线画之研究

人类最早的绘画,应该是先民在岩石上遗留下来的线画或刻线画。在我国,现已发现的是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已有先民画的鱼、蛙、鸟以及人的舞蹈动作等图形。虽然他们只是几根原始而幼稚的刻“线”,但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用线来作画是我国民族绘画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纸质古画在今天遗存有限,因此对“石刻线画”的研究就显得相当重要。     

循径入道品画图——再读《蓝瑛法古山水册》

本文将蓝瑛对古典山水画的传承形态放在当时大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认为其回归“复古”的创作，是心灵感悟的透彻体认，他把画意引入诗“兴”的情境，不仅昭示了意象审美的无限可能性，而且也符合文人画表现的写意之道。     

钟敬文与“人民口头创作”:因缘、调适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学苏联”的社会主潮,钟敬文积极将“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左翼革命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自身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本土的文明传统的事实深刻影响了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出于新文艺建设的需要,他注重“人民口头创作”的应用价值。在实际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又充分顾及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和独立学科构建的需要,对“人民口头创作”做了调适,力图构建更具本土化、实证色彩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显示出钟敬文在政治与学术间保持平衡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在“为学术”与“为文艺”两种学科目的之间的张力。     

大地湾地画新考

大地湾地画是我国迄今已知最早的建筑绘画作品,众多学者曾先后著文对地画含义及功用进行释读。本文通过对上部人物、下部动物及人物左手动作的分析,认为该地画是父系社会阶段体现“求丰育”观念,与巫术思想无关的装饰画。     

明代绘画中“玉兔”形象考察

现存明代画兔之作,至少有15件。从绘画题材及造型、兔的数量、绘画意境、绘画技法、作者身份、画的形制、创作时间和画家的郡望等多方面可看出,这些画大多为职业画家创作,且多有应节、应景之需。明代画兔的作者,大多集中在商业经济极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天时地利的语境下,以“玉兔”为主题的、雅俗共赏的绘画自然也就受到追捧对于明代“玉兔”画作的考察,不仅是对花鸟画分支的微观探究,更是对其时审美时尚与文化背景的认知。     

肖遥书法作品欣赏

肖遥出生于“秀甲天下”的桂林,这方钟灵毓秀的山水陶冶着性灵,渗透入骨髓。书法就是写心、写自己,正如古人云：“书如其人,字如心画。”书法创作是心灵感悟和审美情感化的实践,是审美理想的描述过程。肖遥热爱生活,钟情山水,在“百侣曾游”桂林山水的过程中,常与文人骚客泼墨挥毫,字里行间洋溢出一种对山水的人文关怀,一种对山水的无限眷恋。     

刀枪为笔疏史碑——“红军画”评介

如果说解放战争时期毕革飞同志创作的激励士气的“快板诗”,顺口易解,被指战员誉为“枪杆诗”的话,那么,被称为“红军画”的红四方面军美术作品,则是在巴山烽火中屹立的一座丰碑。从已收集到的一百七十余幅“红军画”看,一些是分布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城乡的屋壁粉墙或崖石上,更多地见之于当时的报刊、教材、读本、歌集、传单、邮票、税票、钱币、证件、红军烈士墓碑以及     

艺术介入自然:如画的园林

文学和艺术的介入,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欣赏变得更为丰富。艺术以“如画”或者“picturesque”的类比进入自然,指导对自然美的欣赏,“园林如画”也成为这一时期园林鉴赏和创作的一大追求。“picturesque”与“如画”对译,虽源于中西都认同“风景如画”的审美理念,但中西园林却有着不同的“如画”之美,这一点在西方学者对中国园林的审美评论中可见一斑。     

自由与规约之间——就《背德者》试析纪德之悖谬思想探索

在安德烈·纪德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于1902年的《背德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安德烈·纪德的思想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困惑。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从“象征的背离”和“对比对照中的放纵与失重”两个方面,来剖白作家在小说中的思想探索。     

论魏晋南北朝画赞

“画赞”,又名“图赞”、“像赞”,是伴随着以画为赞的绘画观念,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图画内容为题材,以赞美为主的诗歌形式。其特点是:以四言为主,言辞简洁,以陈述、说明、议论和生动形象的描绘为主而兼有抒情。画赞的出现,是文学与绘画融通的产物,是中国绘画融诗、书、画为一体之特点的肇端,对唐以后的咏画诗、论画诗及画赞创作有积极的影响。从画赞可以看出绘画题材的转变及其时代特点,因而画赞具有重要的绘画史料价值。另外,画赞序还有一定的绘画理论价值。     

摭谈古石屏

我国古代石屏,自宋代开始,渐渐地深得文人的青睐,究其缘由,与两宋文人画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有一首《题吴学士石屏歌》云:“空林无人鸟声乐,古木参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横其间,烟埋草没苔藓斑”,极其生动而形象的诗言,为人们再现出了一幅“古淡天然”、“奇崛神秀”的自然山水画景象.歌词的诗情与天然生成的屏中“山水画”画意,冥然默契,相得益彰.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常“将其文学观点转用到论画上面”,对宋代文人画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从这首《题吴学士石屏歌》中,就能以窥一斑.清供石屏,虽在北宋尚未广为流盛,但早已被文人学士们用来作为“诗画同一”的审美对象,以及体现文人美学观念的一种象征.宋人杜绾有《云林石谱》三卷,他在写到朱阳县虢石可“多作研屏,置几案间全如图画”时,也特别提到“昔欧阳永叔赋月石屏诗,特写奇异”.这均充分说明,以欧阳修为核心的许多宋代文人,在热衷石屏“天生”图画意趣和情     

浅析山水画写生及发展的现实意义

山水画写生是山水国画创作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写生就是画家到生活中去积累素材,采撷山川万物的灵气和生机,画家通过写生不仅可以获得美好的形象、意境,锤炼自己的表现语言,还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培养新的艺术感受力。现在的中国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日益强盛从而带动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和不断扩大的文化视野。独立、个性,多元的当代文化迫使中国画从传统文人画隐逸遁世、虚静幽闭的状态中走出。对传统绘画语言的利用也从过去单向的“文人画”视角转向对传统画遗产的全方位关照。现世的关怀和鲜活的当代体验,使中国画家更加注重对自然,人生的真切体悟,因此“师造化”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写生就成为当代画家磨砺与完善绘画语言的重要手段,它对现代山水画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