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再论耆英外交

耆英在鸦片战争末期竭力促成清廷对英投降,对《南京条约》的订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是清政府对西方政策的重要策划者和主要执行者,其外交活动没有改变投降性质,那种肯定耆英在中英围绕《海关税则》的谈判中的行为,认为他坚持禁烟立场、以睿智收回舟山、理智处理中外冲突事件的观点不能成立;耆英没有改变、而是沿袭了清朝消极对外的不良积习,并未超出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藩篱,他也没有"师夷长技"的坚定志向和实绩。肯定耆英对外开放、平等、开明、进步的观点并无根据。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而耆英是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耆英外交活动的研究开始起步。学术界对耆英的评价分为三类,即完全批评、完全肯定以及部分批评部分肯定。争论主要围绕耆英禁烟态度、耆英与基督教弛禁、耆英处理中英冲突问题、耆英与"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耆英外交理论是否正确等方面展开。历史有其客观性,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应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要论从史出。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蕃坊到租界: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

中国史学家围绕着治外法权问题对于第一次鸦片战后的外交谈判过程进行了认真研究,基本认定是耆英等人将中国的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但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历史渊源。事实上,从唐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一千余年,中国历代皇朝对待外国侨民的政策是一脉相承,或者设立蕃坊,或者设立商馆,总是设法预防华夷杂处,无不要求外国侨民聚居在一起,试图将华人与夷人隔离起来。并且对于聚居的外国侨民总是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赋予外国侨民相当大的自治权利。这种"以不治治之"的"华夷分治"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耆英、宫慕久等人的外交思想和活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从“切实值百抽五”看帝国主义对中国关税的控制和掠夺

一“切实值百抽五”的提出及其原因所谓“切实值百抽五”是相对于“值百抽五”而言的。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办法“均宜秉公酌定则例”。据此,清政府于1843年6月派耆英等到香港与英国议订五口进出口货物税则协定及通商章程,在被追签订的《海关税则》中,除与欧美无直接贸易关系的亚洲特产,如香料、木材、金属等物之外,所有进口货物均按百分之五     

故宫珍藏旧照片述略

清宫所藏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一、清宫照片资料的来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摄影术随着外国外交官、入侵者、传教士而传入神秘的华夏古国。参加中法贸易协定的签字仪式的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拍摄了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官的两广总督耆英和广州洋行买办潘化成的肖像照片、家庭照片以及码头、城市等风景照。这些银版照片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照片,它们连同埃及尔亲手写成的文字说明,现存摄影博物馆。清光绪二十九年清廷驻法国公使裕庚之女容龄、德龄奉召到颐和园陪侍慈禧…     

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一）

2010年11月24日,黄华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资历最老的外交家”,美国《纽约时报》也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他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从1936年随斯诺进入陕北时的一介书生到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70多年的外交生涯,外交经历之丰富,友好交往之广泛,堪称外交界的奇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的外交史。他这一辈子看起来顺畅而风光,但光环和鲜花背后艰辛曲折的故事几人能知？艰难岁月苦苦略守的心情何人能解？     

书讯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唐启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60.6万字,69元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迄今,海峡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而修约长期被废约遮蔽。本书依据中、英、日外交档案,翔实重建北洋政府时期修     

西夏使臣群体小考

出使官员在西夏政治与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夏对外出使情况可概括为两个阶段:西夏政权建立初期,出使官员主要为入仕定难军政权进而后仕西夏的汉人官员;元昊以后,包括汉人官员在内的汉姓官员逐渐成为使臣主体并在出使活动中发挥诸多作用。使臣从汉人官员渐变为汉姓官员,出使官员所任官职、所担使命及其族属成分为我们研究西夏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鲜活多样的例证。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褒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褒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试析美苏建交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身受经济危机困扰的美国迫切需要将苏联作为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德法西斯势力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扩张活动,严重影响了美苏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终于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     

论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选择

凡尔赛格局中,法西斯意大利既非“有”的国家,也非“无”的国家,而是介乎“有”与“无”之间的中间力量。意大利最后盟随德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既定方针,而是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主动、或被动的外交选择的结果。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

近代以来150年间日本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军事崛起到经济崛起,以及再到政治崛起的过程,并且为此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岛国的政治文化、内部指导思想固然是决定其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东亚的国际环境亦成为日本对外决策的重要诱因。面对21世纪,军事失败与经济成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顺应东亚一体化的趋势,实现与亚洲各国的和解,积极、平等地推动地区合作,将是日本外交战略的现实选择。     

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

南北朝时期为南北对峙的局面,双方除了军事冲突,也有和平的外交往来。交聘使节通常是由本国国都出发,前往他国国都进行访问与交涉,由于事属公务,交通路线大致上是比较固定的。不过,由于北朝政权更迭,曾经数次迁都,因此,交聘的路线也随之改变。本文根据正史与诗歌中有关使节行迹的资料,逐一考证“平城—建康”、“洛阳—建康”、“邺—建康”与“长安—建康”这四条路线,希望能将当时使节穿梭往来的具体路径勾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