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安元年张永造像考释

张永造像是北魏武帝灭佛后的最早单体造像之一,是在《法华经》思想影响下的弥勒造像。主尊弥勒,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组合,反映了5世纪北方影响最大的"三世佛"思想;佛像背面雕刻佛传、本生等故事图像,内容选取以北魏所倡导的"孝"道精神为准则。造像沿袭了犍陀罗晚期佛像表现形式,是北魏中期中亚与我国北方的宗教艺术交流的案例。     

定光佛授记本生图考补

本文是对《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一文的补充。认为由西北印度传入中原的所谓阿育王施土因缘图像,在北魏中期的云冈石窟中性质已转化成定光佛授记本生图像。这种转化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思想在造型艺术中的反映。     

汉代徐州地区的宗教传播

徐州汉化不仅以汉墓、汉俑、汉画称于世,而且由于地处南北交汇的特殊区位,儒佛道多种化在此碰撞融通,使之成为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基地。汉高祖以道治国,张良晚年退隐,刘向编撰《列仙传》,张陵创建五斗米道,楚王刘英祭浮屠,笮融下邳弘法,他们既促成了道教的产生,又为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石造像塔上的半跏思惟像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随之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信仰,不论是皇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佛教十分尊崇。为满足中下层社会人们对于自身信仰的需求,满足其礼佛崇佛的愿望,中小型的造像塔随之出现。半跏思惟像作为造像塔上常常出现的雕刻图案,不仅是佛传故事的表现,同时也代表了芸芸众生对于人生的思考。了解造像塔上的半跏思惟像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真正了解佛教文化在民间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

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栾贵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以诏书号令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笔者通过对此次灭佛原因的分析研究发现,这一事件具有它独自的特性,通过它对认识拓跋部封建化进程中诸理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原是居住在我国北方鲜卑...     

云冈石窟中晚期尖楣圆拱龛千佛

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推测云冈中期洞窟尖楣圆拱龛千佛雕刻时间的上下限,大致接近于云冈中期洞窟的基础造像年代公元471年至494年。云冈中期洞窟开启了一种崭新的营造模式,在大乘思想主导下,运用丰富题材表达弥勒信仰,从而使中期尖楣圆拱龛千佛在功能作用、造像形式、雕刻面积上均较早期千佛龛发生了很大变化。晚期尖楣圆拱龛千佛的雕刻时间大致在494年到524年之间,表达出供养人想借供养诸佛实现祈求平安,当得作佛的愿望。     

四川石窟寺中常见洞窟形制及经变相考

石窟及经变相是佛教化的产物,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而四川石窟形制与中原、北方早期石窟寺一脉相承,唐以后的变相题材受其影响。洞窟形制的类型多样性,丰富了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经变相的雕刻表述了对佛教理想境界的向往,并且每个石窟都以佛界为主体,自成一个世界,隐藏着教化的历史,蕴含着神秘哲理。虽然四川石窟寺遗存不多(以摩崖龛为主),但唐以来的经变相无论是题材、数量在全国仍占优势,摩崖龛像的大量遗存,突显了蜀地化的多样性。     

天龙山石窟的建筑艺术

<正>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304年到439年,当时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原和西北建立了十几个国家,直到公元460年北魏灭掉北凉政权才统一了中原和北方。北魏统一中原后社会开始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     

长安古韵 盛世佛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佛教造像选介

<正>佛教发端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代长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中枢。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长安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北魏前期更多地借鉴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佛像以面颊丰腴、躯体壮实、着通肩大衣为特征;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士大夫形象为主要特征。北魏末至北周末,佛像又转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重新回到北方民族的审美标准上。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     

敦煌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图式艺术及其源流试释

敦煌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是早期壁画中佛经与绘画联姻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艺术成就、艺术源流。认为第290窟佛传叙事图式直接来源于北魏时期的墓室漆棺画,而且就其所开创的“首尾连接的叙事图式”代表了莫高窟故事画的最高水平。诞生于第290窟的这幅佛传故事画的图式对莫高窟后期洞窟壁画构图形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

北魏州郡学不是承袭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学校名称、教师称谓、学制规模、考试方法均与两汉太学相似。这是因为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将州郡学的建立看作儒学在中原的复兴。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也将州郡学的建立作为一个切入点,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当汉化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官学进入正宗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后,北魏州郡学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回到地方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北魏州郡学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重建中原儒学教育的艰辛历程。     

克孜尔石窟第38、100窟“誓愿”、“授记”题材探讨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券顶因缘故事画、100窟主室侧壁佛传图均以表现对佛陀的供养、礼敬为主。在前人对龟窟石窟因缘故事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4窟龟兹文榜题解读的成果等,可知其中包含许多表现释迦往昔供养诸佛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弥勒接受"摩顶授记"等场面一起,强调了"誓愿"、"授记"的主题。     

弥勒信仰:北朝造像中的佛信表达

<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下文简称宾大博物馆)收藏有两尊未来佛弥勒像(见图六、七),以及一件原承托弥勒像的台座(见图八),年代皆在六世纪早期,堪称北魏晚期中国弥勒信仰巅峰的缩影。精致上乘的雕刻,代表着继四至五世纪外来(印度和中亚)元素与中国本土艺术传统最初融合之后,中国佛教艺术集大成式风格的首次出现。本     

崖前千佛客参禅

佛教入川,广元是第一站,广元精美绝伦的佛教石窟造像首推千佛崖。 公元514年,佛教已经进入广元,并雕刻了许多佛像。1983年4月,广元城关豫剧团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佛像,佛像大多残损,身形瘦削,上身较长,整体风格颇有北魏“秀骨清像”之风。其中一尊释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题记,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延昌三年即514年。     

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邺城佛教史迹

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三）——日本画纹带佛兽镜是吴镜吗

笔者在《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中日画纹带佛兽镜的同模镜考》一文中（以下简称为《中日同模镜考》）,经过充分论证,确认了《中原》佛兽镜（图1）、日本御猿堂佛兽镜（图2）、京都佛兽镜（图3）是同模镜。三面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是同模镜的结论,对中、日画纹带佛兽镜铸制地、出土地的探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原》佛兽镜是十年前的收藏品。     

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简论

卢舍那法界图像,即在佛身上表现出佛菩萨、六道众生及须弥山的佛像,这一图像学研究已具有100年的历史。这种图像作品分布于西起新疆西部、东及中原乃至云南的广大地区,作品年代由5、6世纪持续至9、10世纪。20世纪初,英、德等国学者相继在和田、库车等地发现此类作品。30年代,日本松本荣一博士对新疆的出土品和敦煌的同类作品做了基础性研究,他指出那是《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而后,中原地区的作品相继被披露出来,其中三件的图像构成极其复杂,学者们众说纷纭。80年代,美国A·F·侯渥娣博士提出《法华经》教主宇宙主释迦佛新说,在学界产生了莫大影响。然而,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一直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经典与图像仔细对照,证实这种图像确系《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图像实际是概括华严、涅槃和法华三大部经的禅观实践产物,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住法和传法思想。本文主要保留了对直接关联图像的解析部分。     

夏商西周时期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初步研究——以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北考古发现为例

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北地区在夏商西周时期是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交往的前沿地带,随着两种不同类型文化交往程度的加深,相互影响,产生了融合两种文化的器物,如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本文将以夏商西周时期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在研究区域内的分布和传播为主线,以求对隐藏在这类器物背后的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揣测。     

安岳、大足“柳本尊十炼图”题刻和宋立《唐柳居士传》碑的研究

柳本尊是唐末五代初剑南西川一个著名的宗教人物。安岳石羊场毗卢洞和大足宝顶大佛湾各有一窟雕刻其生平从事宗教活动的十幅行化图。大足宝顶小佛湾还有一通翻刻的《唐柳居士传》碑。笔者根据安岳、大足的柳氏“十炼图”题刻和其传碑,试探唐末五代四川是否存在中国佛教密宗的传承关系,以及柳氏教派的宗教性质。安岳毗卢洞的“柳本尊十炼图”,(图一、二、三)宽14.10米,高5.65米,分上中下及顶壁四层。主像为毗卢佛(柳本尊的法身像?),在岩壁上下层的正中,结跏趺坐在高1.50米的莲台上,坐身高2.90米,莲台由两个半身力士托住。毗卢佛左右的上中层岩壁面各刻五幅图,上三下二,左边的题刻编号为双数,右边为单数,合为“十炼”。顶壁上开有五个直径0.8米的小圆龛,内刻小坐佛像,从西至东,依次是阿弥陀佛、宝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

从258年拓跋力微迁居盛乐到581年北周为隋所代,拓跋鲜卑及北朝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汉化过程。从北魏皇室始祖到北魏前期,虽有汉化因素,但其主流思想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北魏中期,积极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后期,部分鲜卑人对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进行反思、清算甚至猛烈反扑,曾一度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胡风、胡俗越来越重。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现象,但幅度较低,范围较窄,主要是对孝文帝以来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和对民族关系的不断调适,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并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