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叶群和江青

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近年来披露了不少,但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还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那时江青“众星捧月”、大红大紫,正处于大权在握并且还要继续向上攀升的时期,叶群拼命巴结她,这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向笔者谈了一些他亲自看到和经历的情况。     

我所知道的叶群和江青

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近年来披露了不少，但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还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那时江青“众星捧月”、大红大紫，正处于大权在握并且还要继续向上攀升的时期，叶群拼命巴结她，这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向笔者谈了一些他亲自看到和经历的情况。     

“错送信件”与江青秘书阎长贵的囹圄之灾

最近有幸拜访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当年在江青"文革"发迹时第一个成为她秘书的阎长贵,现已是71岁的耄耋老人,他给我的印象是质朴、善良、谦虚而又博学多才。早在1966年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文革"初期,江青对陈伯达还比较尊重,陈伯达也吹捧江青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保春老师、文耀老师,我们已经和很多工作人员谈过关于江青的事,你们作为陈伯达的秘书,也近距离地接触过江青,想听听你们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以及你们个人对江青的印象。     

请勿轻易下结论——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文中说：“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多年来,这则材料通过网络流传,但真伪难辨。近年来,在《炎黄春秋》上读到阎长贵先生的几篇佳作,受益匪浅;2009年又在8月21日的《生活文摘报》上看到向继东对阎长贵的访谈录《秘书眼里的江青》（原载《南方周末》）,     

警卫员谈江青

正姜宝元:1973年6月至1975年12月为江青警卫员采访者:李宇锋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李宇锋(以下简称李):姜老,今天请您来,想请您谈谈您给江青做警卫员时的一些事情。姜宝元(以下简称姜):可以说,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了江青的警卫员。1973年6月11日夜里,我在钓鱼台二科警卫值班室值班,接到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让我赶紧找个人替我值班,说李子元的车很快到钓鱼台15号楼来接我,也不让我问去哪儿。我就在     

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

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比如,她把她的首任机要秘书阎长贵（在职时间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打成“坐探”投入监狱关押8年,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这里我再举几个例子谈谈这个问题。     

江青八次到天津

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间,江青曾先后八次来天津。当时,我任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了解一些江青来津的情况。     

保健护士谈江青的饮食起居

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护士赵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护士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张云生时间:2005年3月23日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文革期间我们都曾任江青的保健护士,除了负责她的医疗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离不开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我们和她怎么个接触法?可谓是"紧密接触"。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药、打的每一支针、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杯水、穿的从内到外每件衣     

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本刊2010年3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现将阎长贵短文发表如下     

秦城内外的陈伯达

正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前三十年",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中关押了大量与高层政治斗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党政要员本身,他们的秘书也随之进入秦城,成为一类特别的住户,仅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就包括李锐、师哲、陈伯达、阎长贵等人。陈伯达无疑是其中最特别和复杂的一位。他是货真价实的"秘书族",为人也"灰溜溜的",自称"小老百姓",却又位列政治局常委,属于政治斗争的主角;他的政治面目一直游移不定,是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1942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让江青过关;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可是到了1975年,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的康生却揭发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对于他们的关系,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做过如下回忆。     

康生与毛岸英的关系

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中,透露了一些外界所不知的康生与毛岸英的关系。过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与江青有同乡之谊,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现从毛新宇的书中可以知道,康毛二家关系远不止此,毛岸英从小即是     

对《江青与杨帆冤案》一文的几点质疑

阅读了《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2期刊登的《江青与杨帆冤案》一文,觉得作者所收集到的江青与杨帆冤案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江青与杨帆积怨的历史渊源,对于认清江青的阴险手段,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值得一读。但作者在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中有关中央饶漱石专案组与杨帆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审理情况,有些地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当事人,我们有必要予以澄清。首先,作者对1967年4月12日江青等人通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三)

“二月逆流”事件1967年2月间,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异议。谢富治是唯一发言为林彪、江青等辩护的人。会后,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会议情况,江青说,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     

一次“特殊”的抄家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初期,江青通过叶群指使江腾蛟(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人,利用当时在动乱中随意抄家的混乱局面,蒙骗一些部队的指战员和中学的学生红卫兵,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针对一些文艺界人士的"特殊"抄家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从这些人家中搜寻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在沪活动的资料,以供江青对它们进     

回忆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江青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众,遭受围攻、殴打、抄家,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7月20日,武汉很多人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