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关于“文明”一词 ,在学术界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对文明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 ,以及对文明标志的不同看法 ,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明探源所涉及的一系列学术问题。我认为 ,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是要把文明和文明因素、文明和文明起源在概念上区分开来。“文明”一词在史学上特定的涵义是原始社会已进入国家和阶级社会的时代。以往人们常常把“文字、青铜器、礼仪性建筑、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我认为 ,把这些“标志”作为文明的诸多因素 ,似乎更合适一些。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 ,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     

日本博物馆学史

“博物馆学”一词,听来似乎不大习惯,是一门新的学问。对这一名词的概念有所理解的人,不过是所谓关心博物馆的人们,但其中也有人否认“博物馆学”这一学科的成立。可以这样认为,一般人对这门学科几乎是毫无所知的。以实物为对象的博物馆学,也许是在现社会中专门研究形而下学科学的学者们所难于接受的一门学问,这里曾出现过一些否定的论调。但是在学校里或社会上既有教育学的成立,那么建立一种通过博物馆可以使人们从中获益的“博物馆学”并不是奇怪的事。其历史虽浅,也已出现了不少关于“博物馆学”的论文。这里把各种论点加以整理,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下面我想做一些论述。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卫立煌问我: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么?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前后,和日本“讲和”即投降的风声很大。这不只是一股风声而是一个事实,汪精卫更不须说,蒋介石不但动摇而且有一些可疑的行动。卫立煌是统率国民党中央军、杂牌军进山西抗日的将领,消息灵通,对此十分忧虑。历史上就有对外讲和而把主战的将领送上风波亭的先例,对于决心抗日和决心与八路联合抗日的他,不能不有种种考虑。当时,我已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接受卫立煌的聘请,当上了他的秘书。有一天夜晚,卫立煌突然提出一个我答复不了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么?”我说:“我仅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不…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

现在我想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谈几点粗浅的体会。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我不能对这三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请同志们进行研究,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关于第一个问题,统一规模的发展,我想提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在统一问题上的历史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的规模有好几种形式。一种是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春秋战     

简析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人权问题

什么是人权?简言之,它是人身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总称。“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涵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人权”又是一个阶级范畴,不同阶级对“人权”有不同的解释。历史上和现实中,各阶级都有自己的人权观,而且,围绕人权问题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尤为激烈。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神秘笑侠”司马南

胡万林的右腿在瑟瑟发抖 看到胡万林在法庭上面对庭长的询问,还假装镇定地调侃,离胡万林只有一米远的司马南直想发笑。 在胡万林的“一派胡言”（司马南之评价）中,商丘市梁园区法院总算结束了“精心安排”的公开庭审。 笑谎言,“大师”们常常耍流氓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司马南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愤愤然地说道：“就算法官是位铁包公,但仍能让人感觉到他的后脑勺后面有一双‘无形的手’在遥控,这样的庭审太让人失望了！” 记者问：“你的出庭资格和作为死者家属诉讼代理人资格不是被无理取消了吗,你怎么又能出庭？” “我与特异…     

史学史研究需要学术交流

解放后三十五年,发表的史学史论文可能在两千篇以上。“文革”前十七年,可能是上千篇。一篇论文,当然不能什么问题都解决,探讨的问题,只能一个个来。但从这些众多的一、二千篇文章里,有一个倾向可以看得出来,角度都比较小,研究的问题比较窄,往往集中在一个史家,一部史书,这样的文章比较多。今年,有个同志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搞历史的人有个传统,不善于宏观方面的探讨。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     

摇滚歌手

多年前,我是一个文质彬彬但如假包换的摇滚歌手。“幸福大街”2000年刚出道．就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CD CAFE演出。我在台上一顿胡抡,说,“下面一首歌,《流氓》!”猛一通尖叫,搞得很多男的在下面以为我骂他们,很汗。     

革命与性:晋察冀根据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的由来

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之际,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是大量存在的。但这类问题不能简单以干部腐化论之,如果将其放在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去考察,即可发现非婚性行为是固有并长期存在的,这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调有一定关联;加之战争影响与中共革命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抗战期间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曾发动了反淫乱运动,以图杜绝乡村的男女关系问题。但是在1947年至1948年的晋察冀土改整党当中,中共发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一问题成为村干部被中共整体负面化的一个例证。但是整党运动的实际进程证明,此次整党,村干部问题被严重高估,具体到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熟识当地情况的干部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读,并被中共决策者所接受。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在众多军阀中,张家昌是一个标准的流氓,外国人称他是狗肉将军,中国人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和多少姨太太。他得势之际,中原所有的土匪流氓都喜欢投奔他,队伍每天都在扩大,真的不知有多少兵。另一个较小的流氓军阀孙殿英,跟的大人物人无数,但私下说起来,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爽。他的钱当然不少,但关键他不在乎,没了就没了。部下贪污,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手上的钱被骗,他从来都懒得追究。姨太太多到没法辨认,如果有的跟人跑了,跑了也就跑了,从来不会追杀。这种流氓到家的人,不在乎人家花他的钱,也不在乎人家睡他的女人     

下岗青年 第二代大款?

历史的演变：下乡→下海-→下岗大概许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70年代叫人“下乡”,8S年代叫人“下海”,90年代叫人“下岗”。“三下”虽然带有一些牢骚的成分,但也大到概括了中国近30年来的历史。仔细琢磨,这“三下”其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溯源于6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政治运动,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严峻的经济问题：当时还非常薄弱的城镇经济难以承受这迅猛增长的城镇就业人口,只好向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转移了1800多万城市剩余劳动力”。初起于80年代初的“下海潮”则是随着…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殖民主义”概念的起源及其演变——兼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殖民主义”一词具有复杂的历史内涵,在19世纪中叶之前,“殖民主义”一词并没有形成专用概念,相对于“殖民政策”“殖民”等词汇,它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也未带有强烈的负面或批判含义。19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非常活跃,“殖民主义”一词开始成为被殖民者批判殖民者的武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滥觞,“殖民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强调对“殖民主义”作出准确和单独的定义,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政治性”,解释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不同党派对“殖民主义”的不同评价的问题,但最终人们殊途同归,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词汇。     

小说“办实事”

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丰富而丰富。 但有时候也出现一些奇特现象。 “今年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这是成绩。“明年继续努力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决心…… 在我的印象中,旧中国没有“实事”这个词（只说语言）,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实事”的对立面是“虚事”、“假事”、只说不做或虚言惑众的大话。 从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或者纯洁祖国语言角度来说,我建议最好不用这个词。 亩产水稻几万斤,全省多少万人参加公共食堂,几年内建设十来个大庆,几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有一般鉴别能力…     

近现代“群众”观念及其内在张力——“群众”概念两个层面的现代转换

“群众”概念在近现代经历了从否定性涵义到肯定性涵义的转换,同时近现代历史客观上也显示了“群众”作为集体的力量和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能量,但其间也凸显出对于“群众”的双重态度和矛盾心态;从另一层面而言,在历史文本和叙述中呈现出来的“群众”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对象性、客体性概念。这些因素形成了近现代群众观念的内在张力。考察汉语语境中“群众”概念的源流,分析形成群众心理和群众意识的社会基础,认识其历史与现实问题,对当代社会确立公民主体性意识,避免西方现代“无(非)主体性”大众社会问题,促进现代“群众”承担社会主体性义务、责任和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关键问题在于“群众”及其意象从对象(客体)性境遇,到“群众”或“人民”自身的社会历史主体意识及相应社会责任、义务自觉认同的转折。     

文史快车

<正>“社稷”一词是怎么来的社稷是一个特指名词。“社”和“稷”,反映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两者本来各不相干。“社”是土地神的名称,社祭的神坛也称为“社”。从天子到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甚至乡民也可以立社祭祀土地神,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同时还有各种欢庆活动,如“社戏”“社火”。“稷”,     

论中国历史上的流氓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文化,既是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史、文化史,不仅要考察上层社会、上层文化(精英文化),还应考察下层社会、下层文化(世俗文化);不仅要考察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下层文化,还应考察消极的、病态的、黑暗的下层文化。流氓群体属于社会下层(上层人物的流氓化是另一范畴的问题);流氓文化属于下层文化;在下层文化中,流氓文化属于消极的、病态的、黑暗的部分。本文拟对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的主要内容做一考察,以期获得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基本了解。     

“图腾制”──一个过时的概念

西方的人类学者和比较宗教学者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使用诸如“万物有灵论”如“图腾制”这样的术语了。这些术语是从把所有非基督教、非欧洲文化认定为下等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学术思想衍生出来的。持有这种学术思想的学者还做出了与现代文化人类学论据不相符的荒谬的判断。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使用“图腾制”术语的简短历史。这只是一个概要,至于此概念在中国的详细沿革,应由容易获取资料的中国学者来写。“图腾”（totem）这个词是阿尼史纳伯人（Anlshnabe）“doaem”一词的拉丁化变体。（“Anishnabe”是操阿尔表琴语文化的印第安人自己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