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逆转的悲剧与懵懂觉醒的反抗——浅析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形象

从《春蚕》写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到《秋收》写农民在饥饿中的抢粮风潮,到《残冬》写农民在一年生计完全绝望以后,终于自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正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旧中国农村变化和农民觉醒的全过程,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清楚、生动的历史图画。     

蚕与马相联系的民俗学研究

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蚕缫门”载,“蚕神,天驷也.天文辰为龙,蚕辰生,又与马同气”(图一).并在蚕神中列出马头娘.古人把蚕与龙和马联系在一起.当然出于唯心.但考证其由来,有其社会的根源.中国文献最早提到蚕与马的联系的,始于先秦、在《周礼》“夏官司马”中记载,“马质,掌质马,……禁原蚕者”,是说马质这个官,掌理公家买马的事,……同时,也负责禁止民间饲养夏秋蚕这一差使,为何马质的职责旁及养蚕,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说:“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伤马欤”?刘安《淮南子》解释说,政府所以要禁止民间饲养夏秋蚕,是因为多养蚕要影响到桑树的生长发育,从而对明年春叶不利,但这事为何要由“马质”这一官来管,并没有作出解释.近来,我国台湾学者邹景衡认为古代桑叶是马的精饲料,如夏秋期桑叶被蚕吃去,将影响大量马的冬饲料供应,所以这事由马质这一官职来掌管.     

蜀史旅行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自古以来人们对古蜀国的记忆一直是含糊不清的。而文献的记载,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这就更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随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成都平原及周边许多古蜀遗存的发现,这层面纱开始被逐渐撩起,古蜀国历史的眉目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一、蜀人三先祖《蜀王本纪》中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     

凤栖梧桐 风雅桐乡

即便是冬日来到桐乡,这个充满江南水乡韵味的地方也并没有因为连日来的低温而显得落寞。相反,在落英缤纷中,阳光照射到斑驳的大地上,总透着一股暖洋洋的慵懒劲儿。我坐上杭州开往桐乡的车,循着乡土风雅寻福之路一个小时便到达了目的地。"风雅"一词源于《诗经》,《诗经·大雅》中"凤凰非梧桐不栖"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凤凰非凡鸟,梧桐是雅木,凤栖梧桐,便有了风雅桐乡。传说中的那一片梧桐林就在如今的桐乡,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民风淳朴。     

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及政策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一时期采取的经济措施和政策,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朴素革命思想,在我国农民运动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采取了“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积谷之家为仓,”“随时可以取给”(《贼情汇纂》),以及“粮食不足就向附近富家硬借”(《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第69页)的经济措施。例如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就占领了江口圩,这是个“丰富的圩口”,这个富商豪绅“所设粮店及当铺适足供应……,丰足的衣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下同〉六,第871页),再如,占领了永安进行休整时,太平军曾组织一次大规模收地主秋禾的斗争。这些行动一方面打击了地主豪商、     

李绿园在贵州的行止及创作

1928年,《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刊载了郭绍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介绍〈歧路灯〉》。文章一上来就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而不知道《歧路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作者曹雪芹与吴敬梓而不知道《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这三部差不多同时的长篇著作,而显晦之不同有如此!这诚是近世小说史上一件不平常的事实。”接着,文章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几个月后,朱自清又在《一般》第六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歧路灯》一文,认为“《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     

晚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兼及严辰光绪《桐乡县志》的方志理论探讨

清光绪年间,桐乡严辰独纂成光绪《桐乡县志》。为纪念自己十余年的编纂生涯,他将编纂体会写成《墨花吟馆辑志图记》,并让人把书带往日本,请日本、朝鲜的文人学者予以绘图、点评。三国学者就此书相互唱和的诗文后来辑成《海外墨缘》一书,成就了清末中、日、朝三国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严辰所纂光绪《桐乡县志》体例精到,笔法独特,反映出作者对方志编纂独到的理解与思考。     

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

我们只要略为翻阅下清末的报刊,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经常在眼前跳来跳去,频频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一口号即是“中国,中国人之中国”!笔未曾广事搜讨,仅在读书之余,将所见相关资料随手记录,己达24条之多。（按：许小青在《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6-998页]一中对此有所整理,但不全。本在撰写过程中对其整理成果有所吸收,特此说明）就目前所知,晚清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时间是1900年。当年9月24日,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清议报》第58册刊登一篇署名“自强氏”撰写的《独立论》一中写道：“今吾且正告我国民日：中国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由此看来,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是维新派,且主要是针对当时列强提出的“保全主义”而发的。1902年,太平洋客欧榘甲在《新广东》一中也提出：“夫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73页）进入1903年后,这一口号广泛流传起来,并被革命党人所接受。当时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童子世界》、《苏报》以及邹容所撰《革命军》中都曾不止一次出现这一口号。1904年,由高旭、高燮叔侄创办的《觉民》杂志以及陶成章撰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也曾出现这一口号。1906年以后,这一口号还曾在《复报》、《云南杂志》、《汉帜》等报刊上多次出现。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甚至将其写入了《中国同盟会方略》,指出：“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     

鱼凫的后裔在川南

李白《蜀道难》有“蚕从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说古蜀国的国王蚕丛与鱼凫时代久远,与北方的秦地没有交往关系。那么,与南方有无交往关系呢？李白没有说。《蜀王本纪》说“蜀之先蚕名蚕丛、柏灌、鱼凫、     

中国乡村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国家、市场与农民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中写道：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①这话不无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中国经济史表明，大凡农业发展，近代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繁荣，政权就巩固，社会就稳定；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不同作用没有进行具体分析,未予区别对待。《历史研究》1980年第四期发表徐祖根同志《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一文,对此提出中肯正确的批评意见,并进而对平均主义在“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作用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提出有价值的见解。这是十分可喜     

浅谈湘绣收藏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华夏民族的刺绣文化源远流长。（《皇图要览》裁“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伴随着玉器、陶器、纺织、缝纫工艺的诞生,随着人们美化生活的需要,刺绣也应运而生了。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     

年鉴编纂的几点体会——《桐乡年鉴》创刊20周年回顾

正2017年是《桐乡年鉴》创刊20周年,20年来,《桐乡年鉴》汇集了1500多万字的信息资料,忠实地记录了桐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各乡镇(街道)、各行业的变化和发展,是桐乡20年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这20卷年鉴,自成系列,体例严谨,资料详实,基本内容连续可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一、实事求是,严谨办鉴年鉴题材要求真实可靠。从历史的角度看,年鉴具有存史功能,其资料总有一天会成为信史的一部分。因     

蜀蚕丛纵目

《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此应如于省吾先生所说,是当地“圆眼”或“横目”的土著对外来的“纵目”(斜眼)人的一种称呼。蚕丛目纵,似与其以“蚕”为图腾化身有关。叶玉森先生认为甲骨文有“蚕”字(参见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13.3),见于《铁云藏龟》185.3,233.2(参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4.4590);又见孙海波《甲骨文编》(13.2)但是学者对此字是     

导读

《蝶恋花──武昌“毛泽东同志旧居”轶事》记叙了毛泽东同志于１９２７年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了认真考察后,回到武昌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的情况,描写了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的真挚感情。 《邓小平与海外“宁波帮”》记叙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十分重视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在海外“宁波帮”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海外“宁波帮”顿时作为一颗耀眼的新星登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ｔ…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     

嫘祖养蚕和桑蚕的宗教意义

嫘祖养蚕和桑蚕的宗教意义孙其刚一、嫘祖养蚕传说的含义嫘祖养蚕的传说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宋·罗泌《路史·后纪五》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又云：“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胜。”王祯《农书》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     

如何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总是谆谆教导:“我们始终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5页)历史进程表明,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族也是这样,它是由不同阶级组成的。所以,早在1848年马克思在论法国《六月革命》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的论断。接着,恩格斯在19世纪50——60年代期间论《匈牙利斗争》,《德国农民战争》和《论英国》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都精明的论证了不同阶级组成为民族这个基本原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大量阶级和阶级斗争事实,更加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是由不同阶级组成的这个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