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16家企业南迁始末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中央做出加强沿海工业城市支援边疆建设的决策,1960年,上海16家企业南迁广西,支援广西工业建设,发展演变为今天广西14家企业。这是改革开放前广西引进人才、技术和设备最大的行动,解决了广西工业的急需,填补了广西工业的许多空白,为加速广西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元代汉族人移民西南边疆考论

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西南边疆,成为西南地区的独立民族是在元代。元时汉人以自由性迁徙与非自由性迁徙两种方式进入西南边疆,自由性迁徙即躲避战乱的关中、江淮流民;非自由性迁徙即军事镇戍、诸王出镇、为官出仕等政府行为移民。元代汉族人口南迁规模庞大、范围广,数量接近百万,对西南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突厥的叛乱与安北都护府南迁

后东突厥汗国的建立是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分裂势力直接付诸行动的历史产物,与唐王朝的内忧外患和羁縻府州制的局限性有直接的联系。后东突厥汗国对漠北的占领迫使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改变了唐代北部边疆两大都护府的布局及性质。     

边疆人的边疆话语——《〈新青海〉校勘影印全本》的“边疆学”价值

《新青海》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报刊文化现象诞生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及边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求学与工作的青海籍知识分子成立的新青海社所创办的月刊,是边疆地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反映。它作为历史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与学科价值,既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又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边疆学"的边疆人的本土话语对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学科价值。     

国内近三十年来关于布特哈八旗研究综述

雍正十年(1732),清王朝按照八旗制度对清初南迁到嫩江中游地区的部分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打牲部落实行了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管理方式,设立了布特哈八旗。布特哈八旗的编设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以及清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故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本文将回顾国内近三十年来布特哈八旗的研究状况,并针对其研究提出建议,遗漏之处敬祈补正。     

两汉边政中的质子述评

质子是两汉边疆政务活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表示臣服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又是两汉边疆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两汉积极从事征取质子、迎送质子、管理质子、拥立质子等活动,这些活动成为维护边疆安全的需要和有力保障。同时,各族质子在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安全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代治理北东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

唐代平卢节度使是北方的重要方镇。它的设置及一系列变化,对东北边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不仅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东北边疆的情况,而且还有助于对民族史、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关于平卢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只记其地而不载人与事,《旧唐书·本纪》仅涉其人而不及地与事。从两《唐书》的《传》、《志》和其它史籍中,也能查到一些零星记载,     

蔡美彪讲话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亟待开发的学术领域,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首先是因为中国边疆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并非自古以来的边疆都与今天的边疆相同。历代边疆的变动往往是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的产物,标志着一个朝代的国势的盛衰以及与邻国关系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疆史地研究又是历代政治军事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深入研究历代边疆的历史地理,要想深刻说明中国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中国边疆的广大地区,历来是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疆     

面向21世纪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中,西北边疆史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研究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社会化、生态变化、地理、交通等问题,尤其是研究历代中央政府治理开发西北边疆的历史,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在20世纪百年中,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20世纪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发展,曾有过四个高潮时期。     

关于海洋史与海疆史学术界定的思考——兼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刊百期

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创刊,似乎转眼间功夫就迎来正式出刊一百期了,这的确是可喜可贺之事。在25年间,它实现了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过渡,见证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向中国边疆研究所的转型,承载了边疆史地研究学科建构渐趋明晰、逐步拓展、蒸蒸日上的成长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只是边疆研究者重要的学术园地,更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孵化器和助推器。     

从边疆史地到边疆学

正近年来,中国的边疆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繁荣期,硕果累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广度与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更好发展,依然是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的重要问题。一、云南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云南大学是一所地处西南边疆的综合性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注重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     

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兴起的时间较晚,直到20世纪前半期对它的研究都还没有形成系统。20世纪中期,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作为一门学科分支悄然兴起。它的兴起与罗马边疆铭文收集、整理及考古密不可分。从1949年到2012年,大致定期召开的"罗马边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罗马边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最新的研究成果。罗马边疆的区域性、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罗马边疆理论的纷呈,极大地推动了罗马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展现出新时期的研究特点。罗马边疆研究向跨学科结合方向发展以及对罗马同时期大国边疆的比较研究体现出新时期的研究趋势。     

南诏的守土措施与中国西南疆域的稳定与发展

本文认为南诏是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重要政权,它在唐朝的支持下,拓展了祖国的西南边疆,并创立了一系列稳定疆土的措施与办法,为中国西南疆域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与故宫文物南迁研究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这批中华文明瑰宝的基本完整保存,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理事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决策与监督机构,在故宫文物南迁中,作为领导核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依据理事会档案文献,梳理、研究了从1932年故宫文物南迁筹备直至1949年初部分文物运台的17年中,理事会的重要决策以及南迁文物的保护过程,探讨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制度的特点,阐述了理事会档案的重要价值.     

探析清代呼兰副都统衙门设立的必要性

呼兰副都统衙门是清代东北边疆重要的统治机构,它对巩固边疆安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试从保障交通、管理垦民、围剿盗匪和维护社会秩序等多角度全面分析呼兰副都统衙门设立的必要性,并引发对清代黑龙江地方史的新思考。     

战斗的史诗 秀丽的画卷——评《可爱的祖国边疆》

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可爱的祖国边疆》一书,1988年底在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通俗理论读物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本书对我国边疆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战略地位、经济开发、民族文化以及广大军民保卫和建设边疆的英雄业绩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它对人们了解边疆的历史与现状,激励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积极投身于保卫建设边疆的事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边疆史地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的开篇,阐述了祖国边疆的概貌和历史沿革。特别是作者对边疆形成的历史与历代的变迁作了大量的研究与考证,从古代的人类遗址,到秦汉帝王对边疆地区的巡视与官员的设     

“十四五”发展规划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理论建构探析

在"十四五"规划的大环境下,边疆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边疆的研究也应该转换思路,只有探究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本质,才能与时俱进,促进和建设中国边疆学。     

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

本文以<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为例探讨社会巨变之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求索.<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主要是治古代史地的历史学者,在边疆问题探讨上多数走的也是质朴的考据之路,是学术研究呼应时代需要的典型代表.<禹贡>半月刊的创立缘起并非单一,它蕴涵着顾勘刚的多重意旨,随着时局的变化,它关注的重心也不断发生转移.从其影响来看,它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成果,而且造就了整整一代边疆史地学人,掀起"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     

客家人生仪礼中的中州渊源

在以往的客家研究中,为论证客家人的根系中原,人们十分重视客家人的南迁历史。罗香林先生提出的五次南迁之说,奠定了客家源流研究的基础,堪称厥功至伟。其中西晋末、唐末五代、宋末三次南迁,更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重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