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

在徽学研究的论著中,对于徽州绅商在徽州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的学术关怀似乎稍嫌不足.徽州因山多田少,从外输入粮食又常遭受邻县遏籴,徽州文书《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就记载了晚清时期因为"遏籴"而分别发生在歙县和淳安,以及祁门和饶州之间的粮食运输纠纷.本文以邻县遏籴为切入点,以"歙案"和"祁案"为主要资料探讨徽州士绅和商人群体在晚清徽州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商之间的关系.     

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晚清乡村秀才的多重角色与多样收入 ——清光绪年间徽州乡村秀才胡廷卿收支账簿研究

光绪年间徽州秀才胡廷卿具有亦绅亦商的多重角色,他既为村民提供教学、治病、看八字、合婚、择期,以及祀会管理等服务,从中获取束修、"喜包钱"等收入;与此同时,胡廷卿又购置茶园地,生产、销售红茶,并投资茶号,成为茶叶贸易商人,并从商业经营中获得收入。胡廷卿在乡村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多重角色与多样收入现象,较为具体地反映了晚清乡村士绅谋生方式及其收入变化的实际形态。其中,塾师收入过低是胡廷卿谋生方式转变的内在原因,而自身的文化素养、乡村自然经济资源、徽州经商传统和市场发展状况,则是其谋生方式转变的外在因素。     

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

发生在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实质上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在维护合邑公共利益的幌子下和开矿者对于地方公共资源的争夺,反映了士绅阶层建构和维护地方霸权的不懈努力.该事件说明,尽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士绅阶层的地方霸权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实现自身的地方霸权,士绅阶层不但重视本阶层的高度整合,还需积极寻求和利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试析科举制度废除后士绅阶层的流动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士绅阶层。中外许多学者将士绅阶层看作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更有"士绅社会""士绅国家"的说法,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因科举而产生的士绅阶层,也必然会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绅阶层何去何从,他们的转型之路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将试作分析。     

仕途以外:清代士绅的文教作用——以长洲彭氏为例

清代的很多士绅在居乡期间,乐于承担地方社会众多文教类事务。他们以"经世"的情怀积极行动,或为宗族文教提供经济支持,或在地方教授生徒、经理文教活动、募修文教场所。这些作为一方面是对政府在地方社会统治的一种有益补充,对普及提高民众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居乡士绅提供了仕途以外的另一种追求,即以知识为资本,实现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理想抱负。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阶层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在地域政治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严重分化。本文考察了战争期间安徽士绅的诸种面相,分析了影响士绅行为抉择的因素及其对地域政局走向、地方社会的影响。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近代士绅在民众起义中的角色扮演——以广东天地会起义为例

士绅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体系中享有诸多特权和承担诸多社会职责，因而在民众起义中主要扮演了国家代理人角色，兼顾社区守望角色。从广东天地会起义来看，士绅们既是官府的财政资助、军事同盟，又是官府的情报员和善后工作处理。士绅们之所以扮演了上述角色，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有着直接的联系。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契名考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钰欣和周绍泉先生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为徽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实属功德无量,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王、周二位先生整理契约文书的过程中,在立契人姓名、立契时间、契约内容等方面仍有些讹误和不足之处.本文对这些错误和不足进行逐一考校.恢复徽州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为徽学研究提供精确的文本.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的特色

明清时期,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子弟成名计,徽商及其子弟在侨寓地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徽州篁墩氏族迁徙考论

在源于氏族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徽州宗族社会形成中,歙县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曾是徽州几十个姓氏宗族的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源自篁墩的宗族裂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篁墩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具有宗族圣地的地位。     

纳税单位“真实”的一面——以徽州府土地数据考释为中心

本文拟以土地数据考释为中心，把有关徽州地区历史赋税资料与现代统计资料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就载籍时间断面数据的考查、纳税单位与耕地数据的区分、耕地面积“峰值期”的确定等几方面来探讨徽州特定时期的纳税单位能够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并以此为基点对嘉道时期的耕地面积进行再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