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山文化初论

台湾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从台北市(?)山贝丘的发现与发掘而开始的.此后,虽然中、南部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日益增多,史前文化的时限内涵和空间分布都有延长和扩大,但以圆山贝丘为代表的圆山文化仍为台湾北部最重要的史前文化之一.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圆山文化并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鉴于此, 笔者企图利用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下)

2011年10月28～30日",骆驼墩文化论坛——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宜兴召开。会议围绕"骆驼墩文化命名"问题展开讨论,对骆驼墩遗址的发现,骆驼墩文化遗存的性质及内涵、学术意义、价值定位、文化交流、保护利用进行了界定,提出建议;并就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划分及其标准,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考古学文化新界说

“文化”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考古学文化”也是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因为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古代文化的科学,在西方一些国家,考古学本来就属于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史前考古学与诗性智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步入一个辉煌的时代.它在青春期曾被人指出的一些缺点和弱点(如自以为是、神秘主义、依附史学、缺乏反省)①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在史前考古学领域,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大量发掘、整理,已经使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认识,考古学也日益得到公众更多的瞩目.笔者正是由于近年来研究史前文化艺术的需要而对考古学给以较多关注,本文在此要讨论的不是考古学的有目共睹的成绩,而是中外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在研究方向及方法论上的一种"偏失",也可以说是史前考古学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前考古学与诗性智慧的关系问题.     

论关陇文化与青海史前文化的关系

青海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传统,其史前文明的基本面貌与陇上地区和关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传承关系,实质上是关陇文化的西部边缘,它们之间有一条传统的文明通道。     

中国史前音乐文化状况初探

作为人类古老的艺术形态 ,史前音乐包含于原始文化的统一体中。本文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史前音乐的生成与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和解析 ,为了解原始文化提供了一个途径     

从文化到文明化——仰韶文化百年历程及其文明化成就

正随着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得以命名,从此拉开了以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的序幕。经过一百年来数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通过对仰韶文化研究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出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总结百年间不同阶段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     

菲律宾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关系

近百年的史前考古资料表明,菲律宾群岛是华南百越系统的土著文化沟通西南太平洋之南岛语族文化的主要纽带,在菲律宾史前文化序列中有来自华南大陆的文化因素,其旧石器、新石器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内涵均表现出与华南大陆的密切关系。     

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哲学与逻辑思考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本身和与其相关学科的发展进步,一些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提出修正.谢仲礼在《东南文化》1990年1.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考古学文化新界说》(以下简称《新界说》) 的文章.提出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只涉及物质文化,而忽视非物质文化.但“物质文化只能是考古学研究的起点”,这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不大相符.于是他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发现之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域内,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征的古代文化遗存.它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的非物质文化.”然而,无论是传统观点将考古遗存与物质文化等同.还是《新界说》认为物质文化是考古学     

中华史前文化的孕育与演化（上）

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是我国史前文化孕育的时期,旧石器时代有着约百万年以上的历史时段,我国史前文化的孕育便也经历了约百余万年之久的漫漫长夜。     

“中期质变”视野下的夏代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更迭一般具有渐变性特点,而王朝更替往往是突变性的,二者在时间上会出现明显错位,通常表现为新朝代之初的考古学文化在面貌上与前朝晚期基本相同,直至中期前后方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史前及原史时期王朝或族群的更替过程之中。夏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中期属于新砦期文化,晚期发展为二里头一二期文化,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影响新、旧考古学文化更迭速度的因素,主要有新统治集团及其族群与前朝遗民在人口、生业、技术、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及新统治集团的统治方略。王朝更替一般不会立刻引起考古学文化更迭,但可以很快对其造成影响。新、旧王朝分界一般不会恰好处于新、旧考古学文化更迭之际,但很可能在旧考古学文化某两期或某两段之交。以往判断史前族群更替时间所提取的用于测年的有机质样品,实际上是族群更替完成至少百余年之后的遗存。     

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

19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影响深远。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块划分问题自然也引起学者思考。徐萍芳先生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此点应当成为共识。     

论祁头山文化

江阴祁头山遗址发掘迄今,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遗址对于探究早期太湖地区聚落考古的文化传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完善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从出土陶器、玉器的形制、工艺及其内涵分析,祁头山遗址均体现出明显的多文化因素,加之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使得祁头山与典型的马家浜文化存有较大差异,可视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祁头山文化。     

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与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一、引 言 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联系与中国大陆文化常常显示出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因而对这两地区的文化进行整体研究变得非常必要。当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在这两个地区初步建立起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揭示了史前人类生活概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试图探讨两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北辛文化简论

北辛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滕县（今滕州市）北辛遗址而得名。该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使山东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提前千年以上,而且使该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利用田野发掘所获取的大量北辛文化考古资料,对该文化的考古发现、认识过程、地方类型、分期与年代、文化源流、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等学术问题进行了简述,同时也期望对北辛文化在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取得进展。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

近年,学界提倡跨学科进行史前文化研究,应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性别理论等。在器物的研究中,主要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如从铜鼓看滇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从铜牌饰看其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关系;从铜剑、戈、矛等看与其中原文化的关系等。另外,科学技术、新理论、社会考古学等也被应用到滇文化的研究中。     

磁山文化分布范围探析

磁山文化是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发现的较重要的原始文化,关于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少学者详述。本文在回顾了磁山文化分布范围的研究史和对与磁山文化同时期的考古学遗存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磁山文化是一相对单纯并特征明显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主要只集中在冀南地区的河流域,而分布在冀中地区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的一些与磁山文化相似的遗存不属于磁山文化范畴之内。磁山文化分布特点也成为太行山东麓地区史前文化自始至终未形成独立的、连续发展的文化区的最初表象之一。     

骆驼墩文化初论

骆驼墩遗址的发掘确立了骆驼墩文化遗存的存在,骆驼墩文化遗存代表了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新类型。根据其自身的文化特征、相对的年代跨度、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周边同类遗址的空间分布,可将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骆驼墩文化遗存命名为骆驼墩文化。骆驼墩文化在其存在的时间段内,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都有密切的交流。骆驼墩文化的发现,填补了环太湖西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深入研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长江下游古代文明的进程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有关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史前陶器为例,拓展了陶器研究中的新视野：指出陶器并非只是生活用品或文化序列的标志物,它与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要真正全面了解陶器所潜藏的各种古代文化信息,就必须首先寻找获取信息的新途径。就史前陶器而言,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已不能满足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而自然科学技术、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则是有效地获得材料的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方法体系的陈旧比考古理论的滞后更加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