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历史”:一种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主题取向

<正>一、史学研究中的种种变化人们常常说,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放眼中外历史著作,许多当属于这种类型。中国二十四史几乎可称得上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史。梁任公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帝王之家谱,可谓一针见血。历史著作的撰写者要依据维护王朝秩序这一尺度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     

地球行星拥有一部历史

正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尺度。历史书写与叙事的层面众多,微观至人类个体,宏观到地球乃至宇宙。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尺度或者形态去书写历史,但是,必须将宽广的层面谨记于心。这正是我们今日重新界定历史的方式,其结果可能会使一部分人感到困扰。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我们从前讲述的那些故事已不再是历史的全部,或者甚至并非最为重要的部分。同样,生态系统也包含许多尺度。有些触手可及,随处可见,惹人怜爱;然而,另一些却与我们相     

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区域方志史探索——读汪毅《方志四川》有感

<正>历史书写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复杂的时代特性和人文内涵。历史记述的对象往往是人为选择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和局限性。20世纪以来,历史书写的话语权逐渐由精英阶层下移至平民阶层,历史不再是"少数人的历史"。正所谓"由君史而民史,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无疑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1)。随着公众对历史越来越有兴趣,过往囿于特定话语圈内的学科领域,如今不得不主动扩大外部视野,力图将众多学术型知识转化为普及型知     

时代变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许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一样,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与主观需求使得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歧见丛生,形成一条价值链。通过这条链我们发现:价值评价总是与评价者所处的时代和时代需要相联系的。     

上清溪生命漂流最美的时光

我们读得懂这些岩石丹霞色的语言吗?我们懂得"欺天负地"和"壁立千仞"吗?这些在历史的天空下诉说了千万年的语言,我们如何能读得懂呢? 这里的水是艺术家,它创造了岩石的美。水书写着上清溪的峡谷,也书写着我们,把此时的我们书写在这一派原始美丽中。     

评大卫·阿布拉非亚等著《中世纪中期的意大利:1000—1300》

<正>在最近三四十年里,欧洲历史学家的生活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身处其中的民族国家彼此之间已逐渐实现政治、经济乃至其他领域的紧密合作或联合,正步入"一体化"时代,诸如"欧盟"一类的跨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实体,便是其集中的表达。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新的体验除了存在于周遭的日常交往世界,还同样存在于自身思维的世界里,其中的新体验,便是他们在新的、具有跨民族国家氛围的时代境遇里,对某一特定民族国家的过去所展开的历史书写。那么,相较于既往的相关书写,它有何推陈出新之处呢?笔者此处所要集中评价的《中世纪中期的意大利(1000-1300)》,①便以其富于代表性意义的书写实践,予我们一个窥得其意的入口。     

从“明式”到“明意”——“苏作”的创新实践

<正>中国的明式家具被誉为"东方艺术的明珠",是家具史上的巅峰之作。"苏作"红木家具是中国三大传统家具流派之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是一代代工匠对制作技艺传承的结果。今天的"苏作"工艺是站在无数历史巨人肩膀上的。接力棒到了我们之手,我们这代人该如何让"苏作"家具这朵奇葩,绽放出时代的光芒,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苏作家具呢?对于苏作家具人来说,既是责任,也是使命。     

史学精粹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钱南园书法艺术与精神初探

<正>在中国书法漫长的衍变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历史感觉始终不绝若线地潜伏在传统的最深处。书家多以追根溯源的方式开启时代的新风格,所谓"承古开今"几乎成为不变的路向。历史上那些美学范式的奠定者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书写风格,也成为永不枯竭的理论资源被后世书家不断地援引、膜拜、沿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气象,时代的气象又影响了书写的风格。书家们虽然禀赋各异、师承万     

新课改背景下的历史教师

<正>自新课程改革推行以来,我就有意识地更新自己的教学思想,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对于如何胜任新课改下的历史教学,做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做了一点尝试,也看了不少的教学案例。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重视。第一,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不能再仅仅是满足于把课本吃透,而应该成为“专家”。向学者型,科研型人才转变,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作为“专家”教师要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这是最基本的、最关键的一条,没有了这一点,我们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     

明初晋王朱棡事迹辨正——兼及《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价值

受朱棣篡改历史的影响,《明史》、《明太祖实录》所记晋王朱棡事迹存在着讹误、曲笔和疏漏之处。《明史》说朱棡曾经多为不法,甚至有异谋,后来在太子朱标的感化下改过自新,这是接受了《奉天靖难记》、《姜氏秘史》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明太祖实录》借朱元璋之口指责朱棡"出塞不见虏而还"及"筑城劳军",有材料证明这是有意诬蔑。《太祖皇帝钦录》所反映的朱棡形象虽然缺乏戏剧性,但是最接近朱棡的真实面目。对朱棡史实的考辨之所以重要,是其反映出官方史书乃由胜利者所撰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丑化敌方,因而充斥着曲笔与隐讳、篡改与捏造。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古代政治史都应当注意的问题。     

重写晚清史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周年纪念,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经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几经变迁,按照传统中国正统史观,清朝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是前朝的前朝。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清朝视为前朝,于是晚清的历史对于我们今人而言,犹如胜利者去写自己的成功史,于是也就留下许多还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     

漫说飞机坝

正这个时代,有太多变化,也有太多空白。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也是时代向前走留下来的。今日的飞机坝还在继续着新的改变与新生,只是不知那个我儿时所熟悉的飞机坝最后又能遗留下些什么。靠近火车站,由解放路、遵义路、达高桥以及沙冲北路围成的这片区域叫做"飞机坝"。虽然"飞机坝"这个地名现在已在官方的地名库中消失,但仍然不乏有熟悉这里的人沿用着这称呼。     

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新探

"禁留地"是清代伊克昭盟南部、陕北明长城以北,由政策和制度所规定的一块东西长二千余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地。其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完整、成熟的"禁留地"概念出现在清道光年间,是汉地文献对该地域历史发展的单方面书写。"禁留地"的"国家公地"性质,是我们研究该地域人地关系演变的逻辑起点。     

古砚材质的主要种类及表现形式

<正>砚是我国传统的书写用具,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相适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近年考古发现,砚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推至5500年前的黄帝时代。根据史料记载:砚在汉代以前称作"研",从汉代开始才改称为"砚"。砚是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刘熙《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     

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与“思想”

正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需要贯通研究,方     

浅说端砚古今之文化底蕴

正说起砚和砚端的历史文化,必须先弄清古时文字的书写方法。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古代文字最初用刀刻,进而用漆书写,因是用刀和漆,故不必用砚。商殷时代,有人发现石墨,将石墨在石片、瓦片上研磨,这就是最原始的砚。秦汉时,砚已作为一种研墨工具被普遍使用。隋唐以后,尤其是自宋开始,砚形砚式增多,出现了端、歙、洮、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