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论解读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用大炮弹药"创造未有之理"。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是近世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和近代西方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结合。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相辅相成。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的亚洲霸权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

丸山并不是以"西方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日本"的"近代主义者"。丸山对"西方近代"的认识是辩证的。他肯定西方近代进步性的同时,也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主张回到"近代"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基于此种近代观,丸山真男对"近代的超克"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虽基于非学术之目的,但采用的是学术方法。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超克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代"诊断"上,揭示日本近代以前并非没有近代的"污染",近代主体性的萌芽在近世思想中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则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社会结构性病理。丸山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与异质文化思想相接触、培养他者意识,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     

十九世纪中后期精英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精英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伴随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而传入,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看到了精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海洋日本论与精英主义的结合下,日本迅速完成"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外展开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走近波朗查斯——波朗查斯阶级观微探

波朗查斯是生活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治思想深受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影响,主张以"多元决定论"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阶级。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社会生产关系中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社会力量和生产组织形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人,波朗查斯对阶级观重新进行了阐释,提出"新小资产阶级"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容,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足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论梁启超的义利观

梁启超吸收传统义利观和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提出了"乐利主义"的主张,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社会公利实现的基础。梁启超提倡公德,要求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要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利。     

维新精英反传统主义取向——兼及戊戌变法民主革命内涵

戊戌维新精英主张对旧制度、旧思想实行全变,既要变其外,还要变其内,也就是全面、深入地反传统主义。他们关于君主立宪的设计,与民主共和的政体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将君主立宪作为一个短暂的过渡,为实现民主共和国奠定基础。他们摆脱了传统的道德观、体用观的束缚,在古圣先贤旗号的掩护下,批判纲常名教,鼓吹民权民主学说,他们不仅超出所有先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而且为后来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设定了反传统的框架。至于反传统的手段,他们最开始是主张革命排满的,后来则采取上书言事的途径,维新运动失败后,毅然走上了暴力反清的道路,在这期间,所谓“保皇”、“勤王”,只不过是一种策略的考虑。因此,从前那种戊戌变法“不敢触动封建制度”、“抵制民主革命”的判定应当予以纠正。     

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法律家长主义及其法律适用

源自西方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该理论与中国当前注重以人为本的新民本理念相适应,且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微有契合之处,但却不能与其相提并论。本文通过对西方法律家长主义的论述,试图找到法律家长主义在中国的适用空间。     

知人论世 察古知今——许《郭嵩焘大传》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一位孤独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第一个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化的外语学党;第一个从整体上肯定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抨击清廷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第一个主张建立商办的轮船公司,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第一个突破传统的文化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和评论中国。郭嵩焘的反传统精神和思想启蒙,应该说和康有为、孙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 ,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 ,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指导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     

论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

德富苏峰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其思想体系完整地显示了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他早期主张主权在民,与日本社会现实不符,甲午战争前后开始改变主张,狂热鼓吹以皇室为中心对外侵略,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带来极大伤害。皇室中心主义是包含家国同构、忠君爱国、神国思想和武士道等在内的天皇专制国体思想,其实质是内行尊皇之“王道”,外行霸道,继承和发展了唯心主义的皇国史观,对当今日本右翼思想仍有很大影响。     

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论为中心

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着眼于"国家层级"的"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另一种是将"亚洲主义"作为具体表现,着眼于"地区层级"的"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这两种扩张主义在与欧美对抗和鼓吹本民族优越性的问题上,原本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结关系。通过考察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的思想可以发现,他"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并在优越论的依据、对社会的现实认识上带有特殊的性质,而其"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则展现出了"东西对抗论"、"战争宿命论"、"日本盟主论"及反美的特点。两者彼此交错、难以分离,一道充当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     

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作为小日本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的石桥湛山,其思想形成路径与原因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很值得学者们探讨。幼年时日莲宗的熏陶、中学及其成年后西方哲学的影响、军队生活的磨炼、《东洋经济新报》社的记者经历等,分别从各个不同层面对石桥湛山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战争观和国家观等给予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最终形成了与大日本主义相对立的小日本主义思想。     

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

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等现象,学界和社会长期持批评的态度,将之与造假、腐蚀、抑制、疏离、僵化等特质相关联;也有开放而宽容的学者尝试将民俗的不同形态理解为民俗生命进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本质主义和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有待修正和补充。立足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细致考察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所谓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念主张:民俗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无法截然区分和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     

论日本近代早期的非传统国家观

日本近代早期,思想界呈现相对活跃的局面。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政治学说中的近代化理论,针对日本长期流行的有关国家、政府性质和职能的传统政治思想,提出了非传统的近代化国家观。对国家起源的论证摆脱了传统的君主是"神"或君权神授、国家权力天然形成的观念,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寻求原因。对于国家的性质、国家与政府的职能等问题也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深入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近代化理念。这为日本创建一种相对近代性的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