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话语与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诉求

19世纪中期,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文明”话语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争夺俄勒冈地区的过程中,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一方面以“文明”的高下之分为依据,证明自身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占俄勒冈地区土地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具有被“文明化”的可能性。围绕“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突出英国移民的低劣道德品行及其母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它们给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主张只有具备优良道德品质、先进技术和共和制政府的美国才适合占领俄勒冈地区。但是,对技术扩张和先进制度的强调着眼于快速占领土地和建立政治机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他们对“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称,体现出了“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     

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

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遭遇挫折后饱受批评。不少人认为,它过于抽象并且轻视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大都关注历史研究,并且从"社会"的视角来思考政治,于是带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社会学说纷纷兴起。基佐把"社会状况"视为比"政治制度"更为根本的因素,他关于文明史的研究就是考察欧洲社会变迁的一次成功尝试。圣西门倡导用实证与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摒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社会事实本身来思考政治。实证和科学的精神渗透到19世纪的各种思潮中,促成了观念与经验的互动,这一切有助于法国顺利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转型。     

变动不居的平衡--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

从19世纪90年代起的美国政治文化通常被看作是处于此消彼长的两维冲突之中.冲突的一端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思潮;另一端则是由庞大的公司、官僚机构,以及日益扩展的政府所带来的组织生活.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很富代表性地写道:美国人试图"既保有方兴未艾的组织生活所带来的益处,同时又保留这些组织生活正在破坏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①.然而,认为这样的内在矛盾贯穿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看法确实夸大其辞.它使人们难以看清美国自由主义的本质和理解其现代政治生活的演变.至少可以提几个问题:如果美国人真的只是沉溺于既往的个人主义,组织这一生活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面对这一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左、中、右三类政治派别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中,它们的差异又该如何加以表述和认识?诸如此类,均难以索解.     

道德与政治：19世纪3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的起源和特征

美国历史上的废奴主义者身处福音派宗教复兴的时代,深受宗教思想影响,其观念和话语具有鲜明的道德特征。18世纪末以来,黑人废奴主义者的持续抗争,为废奴运动提供了政治话语和抗争意识。在此基础之上,废奴主义者充分调用基督教思想和“自由、平等、权利”等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构建出一套以“道德—权利”为核心的反奴隶制理念和话语。他们还尝试发动“人民”,通过塑造公众意见来切断美国政治体制对奴隶制的保护。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已经成为一种无比强大的全国性政治权势。从这样的历史语境来看,废奴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抗争运动。废奴主义者不是单纯的道德改革家或政治行动者,而是试图联合道德和政治的力量,打破奴隶制政治权势对全国政治的控制,以最终消除奴隶制。这种兼具道德感召力和政治策略的理念和话语,是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家公园正当性话语的建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倡导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历史语境中,国家公园这种相悖于传统、将自然资源“锁起来”的公共土地利用模式,时常遭到美国功利主义开发势力的质疑和挑战。在支持国家公园的美国社会精英看来,国家公园保存的都是“无与伦比的风景”,是能够彰显美国独特性的国家骄傲。他们一方面构建国家公园土地对于传统资源开发乃是“无用之地”的形象,另一方面极力阐释国家公园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功用和益处,及其相异于其他“美国公地”的独特性,从而形成了一套塑造国家公园正当性的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既接续了美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风景观念,迎合了“后边疆时代”美国精英阶层的荒野文化心理,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发掘出国家公园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重“资源”价值,最终促使国家公园在美国人的自然认知和经济社会体系中确立了正当性。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的迅猛发展和城市政治体制的缺陷造成城市社会形势的严重恶化和腐败行为的泛滥,从而引发了城市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改革家虽然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但改革的方向有多种,改革的支持也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城市政治改革的进行实现了城市政治体制的重大发展,增强了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政治腐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19世纪后期至2O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的迅猛发展和城市政治体制的缺陷造成城市社会形势的严重恶化和腐败行为的泛滥,从而引发了城市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改革家虽然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但改革的方向有多种,改革的支持者也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城市政治改革的进行实现了城市政治体制的重大发展,增强了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政治腐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简析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城镇化的“起步”

19世纪上半叶是德意志地区城镇化的起步期,城镇在外在形态、内部结构、城乡关系、城镇文化等四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城镇化运动显示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在这个起步阶段,德意志城镇化道路既显示出其邦国分治所带来的特殊性,并因各邦国内部整合不一而呈现了多样性,也与英法等国城镇化道路逐渐趋同,共同构成了西方城镇化的经验。由此反观,所谓德意志城镇化研究中的特殊论与普遍论之争,不过是硬币两面的不同角度认识。     

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

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是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许多妇女走向社会,走进劳动力市场,成为独立的雇佣劳动,从而扩大了眼界,增强了独立意识。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她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参与党派活动、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斗争,甚至独立开展争取妇女选举权、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和社会立法权运动,向社会显示自身的实力,不仅改变了轻视妇女的传统社会立法,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孔子与19世纪初期的美国对华认知

19世纪初期乃美国国家初定、对华认知奠定基础之时。承担传播中国信息的各类报纸和大众出版物在中美交流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背景下,利用辗转而来的素材,从肯定基督教文明的立场出发,并以孔子为线索,建构出具有双重特性的中国观。一方面,孔子本人因为与基督一样宣扬道德理想,并表现出得到上帝启发的迹象,而备受赞赏。另一方面,孔子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思想家,其学说因此被打上异教烙印,奉孔子思想为圭臬的中国自然成为异教国家,与欧美文明不相吻合的各种弊病也就备受关注。褒扬孔子、贬低中国的对华认知模式就此固定,引导着美国人日后的对华接触。     

从精英掌控到大众文化空间——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的建构与功能转换

19世纪上半叶,英帝国的强盛将大英博物馆推向新纪元,馆藏规模得到极大扩充,书籍、手稿、自然和人工制品的收藏增长迅速。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对大英博物馆更加重视也更加慷慨,愿意花费公共资金来扩充藏品。另一方面,严厉的参观规则得以变更,进入博物馆参观或学习的限制被放宽,繁杂的参观时间规定得以改进,阅览室的空间不断扩充。作为大众文化空间,博物馆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和理念随着国家的重视和精英人物的努力逐渐由虚设变为现实,其由国家掌控的特性及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命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认可和界定。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的国家主权观念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独立是一国立国的基本条件。进人近代以来，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晚清中国一步步丧失了完整意义上的国家特征，大好的河山割让，大量的主权利权丧失。而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中国最终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向纵深方向发展，一方面分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转向“中国无形之主权”的侵略。生长在这一时期的梁启超，饱受了主权理论和近代外交文明的滋润，面对破碎的山河，强烈要求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初步形成了清晰的国家主权观念。一、深刻诠释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概念…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的国家观念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独立是一国立国的基本条件。进入近代以来,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晚清中国一步步丧失了完整意义上的国家特征,大好的河山割让,大量的主权利权丧失。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最终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向纵深方向发展,一方面分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转向“中国无形之主权”的侵略。生长在这一时期的梁启超,饱受了主权理论和近代外交文明的滋润,面对破碎的山河,强烈要求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初步形成了清晰的国家主权观念。     

19世纪下半期中国知识界的国际法观念

19世纪下半期国际法的输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晚清知识分子以开放的心态肯定了国际法的现实意义,以传统化中的天道思想阐释西方国际法所浸透的自然法观念,强调和尊崇国际法的理性精神;并在国际法的启发下,产生了最初的国家利权观念与主权意识。但在19世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残酷的民族生存现实使知识界长期为国际法是否可恃所困扰,其国际法观念始终处于矛盾状态,妨碍了他们对国际法做出最终的肯定性评判。     

生源论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历史的解释模式

生源论是以种族差异来解释自由的起源和民族精神的观念。这种成熟于德国的理论指出,自由的精神源于古代日耳曼人并由此发展出近代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生源论在美国进一步被发扬光大。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探寻美国国家特性的过程中,引入生源论来证明美国精神的独特性及美利坚的民族使命。19世纪后期,在科学的历史学建立起来以后,美国的专业史学家仍然以生源论为解释美国历史的模式,以彰显建立在英式自由基础上的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史学发展与探寻国家特性结合在一起。其中生源论为美国的国家构建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却使美国的国家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失真的成分。     

20世纪美国残疾人就业权利的缘起、制度化与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美国历史也是一部残疾人的民权运动史。如果说经济大萧条初步唤醒了残疾人的就业权利意识,两次世界大战开启了美国伤残军人康复与就业援助的机制建设,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加速了残疾人就业权利保障的制度化进程。从公共就业计划、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计划、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到《1973年残疾人康复法》,再到《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残疾人的就业权利经历了被漠视、依附于福利救济、向实现平等权利转变等阶段,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领域留下了诸多挑战和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法律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存有局限、残疾人对各种福利保障资助的依赖、根深蒂固的偏见等因素,美国残疾人争取平等权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美国,别再学19世纪的英国

"在19世纪,你不会听人谈论什么法国梦,俄罗斯梦。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有可能在谈论中国梦。"这既是对中国的鼓励,也是对美国的告诫:如同英国无法扼杀美国梦一样,今天中国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梦想同样不可阻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的政治整合

本文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在政治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有益的整合举措,认为其重建和规范了新疆的统治秩序,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新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其消极、失败的一面也不容忽视。     

艾琳·鲍尔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世纪史研究

艾琳·鲍尔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之一。她既是经济社会史学家,又是妇女史学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她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尊重,享有世界声誉。但是,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艾琳·鲍尔的学术地位一落千丈,极少被后辈学者提及,在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尤其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女权主义兴起后,艾琳·鲍尔被学界重新发现和挖掘,其学术贡献被淹没的现象得到部分扭转。但是,艾琳·鲍尔生前死后学术声望的两极反差,需要引起学界的认真对待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