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近世日本的村落财政与村落共同体

在村请制的制度背景下,近世日本村落拥有独立的财政——"村入用"。其支出既包括村落为实现封建领主对村落的统治所需的各项费用,又包括村落内部各项事务的开支费用。由于村落开支多为临时性的,一般由村役人特别是由名主先行垫付。村民分摊、村落独自收益、村落借款等构成了村入用的收入来源。封建领主迫于农民斗争压力,规定村役人制作村入用账,以防止村役人在村入用运行过程中出现舞弊行为。村落独自实行村入用在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了村落内部的凝聚力和独立性。     

日本的村志编纂

村是日本地方行政体系(即自治体系统)中的基层单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村”的概念历经变化。在古代,庄园制下的村落处于土豪势家的控制之下,以土豪势家为中心。大约从15世纪开始,庄园制逐渐解体,出现了以普通百姓为中心的近世村落。这种近世村落通过“检地”纳入了国家的行政系统,成为国家最基层的自治体组织。     

居延汉简债务文书述略

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债务的记载,反映了债务的发生、变化和消灭的一些过程,许多细节未见于史书,实为研究汉代经济生活及民法关系的珍贵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散见于残册断简之中,未能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笔者试为整理,称之为"债务文书",并加分析如下,当否请读者指正。一、债务文书的若干形式由于债务的发生、变化与消灭有各种不尽相同的原因,债务文书亦呈现出多种形     

浅析伪满洲国傀儡帝制的原因

1934年,伪满洲国实施帝制。这一次所谓"政体"上的改革不仅调整了伪满洲国上下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为继续侵略中国打下了基础。本文主要强化日本改革和满足利用溥仪两个方面来说明日本在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实施帝制的意图。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沦陷时期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结构的嬗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其所占领的中国东北农村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沦陷初期,日伪当局为实施治安第一主义,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以此维护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殖民统治。后来,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基层建立起街村制度。不久,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统治者出于经济掠夺的需要,在基层社会建立了战时体制下的国民邻保组织。沦陷时期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统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统治者为加强对东北基层组织和民众的控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为其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晚清华北村落

“村”是乡村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主要依据方志等地方文献以及西方人士在华旅行的记述,探讨晚清时期(19世纪后半叶)华北地区,主要是直隶省村落的外部形态,认为：北方村落规模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大村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农事、生活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村内、村外掘井、立庙。本文还描述了村落的街巷、房舍结构和道路交通情况,并摹录了一些显示当时村落形态的村图。     

“克里斯玛”在日本——论一个外来文化范畴的翻译阐释运用

"克里斯玛"在日本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在解释时往往联系到马克斯·韦伯。那么,这一概念在日本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政治领域是如何运用的呢?根据韦伯的统治社会学,日本天皇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他们的神圣血统,就是"遗传克里斯玛",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他与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缺乏个人魅力与独掌大权的绝对意志,但他拥有"职务克里斯玛",这是"克里斯玛"统治的一种类型,政权创始人的后继者们都借此实现其统治的恒常化,因此其地位不会受到质疑,其行为不会受到挑战,麦克阿瑟在战后也是因为利用了这一点而保留了天皇制。     

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

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的镇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上看并不落后于江南,其聚落发展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它与村落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它形成之后,并不一定在空间上独立于原有的村落,使我们可以"巨村为镇"概括其特点。在此过程中,当地人如何称呼本地、如何称呼本地人,而非仅仅根据外人或后人的判断,也是我们认识村、镇性质及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面。出于对村镇一体关系的认识,与其说将这里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市场共同体",不如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     

朝鲜对华朝贡关系文书集《槐院誊录》管窥——以韩国藏书阁所藏《槐院誊录》为中心

《槐院誊录》是朝鲜承文院编纂对明清朝贡关系文书与外交相关事务的誊录,编纂目的在于运用所誊写的文书,即依照前例,处理当下的对华外交事务,是朝鲜外事交涉的重要参考性文献。辑录文书的《槐院誊录》,仅存藏书阁本12卷,编纂于朝鲜对清关系时期,收录了1403年至1637年间1075件朝鲜对明朝贡文书,是研究朝鲜与明朝关系史,特别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朝鲜与明朝、后金以及日本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日本的首长制社会与国家的产生

本文概述日本国内有关古代国家形成的各种学说并阐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把统治组织及其统治对象的人民作为国家的基本标志,是必要的。但是,还需要重视反映在首长制社会中的、在日本前近代社会底层流动的本质,采用分层社会的多线进化理论,更适合日本列岛的实际情况。有关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微观与宏观的不同角度来观察日本列岛各地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当代课题的关系上,还是为了寻求历史模式,都需要在东亚或是亚洲的范围内考察日本的历史。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日本型华夷秩序"论左右着学界对近世日本外交格局和性质的判断,为此,就必须对其实质做出价值判定。16世纪后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摧毁以明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并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对外四口"为框架的对外关系体系,并因明清交替而在日本形成了"华夷变态"理论,从而生成以日本为"华"统治周边国家的意识,即当代学者所说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比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可见,"日本型华夷秩序"皆是反其道而行之。前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后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     

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年代学

近年来新出现的早期楔形文字文献提供了重新认识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历史的可能,包括对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统治情况的研究。传统看法将乌玛地区出土的年月计时文书断代在卢伽尔扎吉西之后,并将年月计时法溯源至卢伽尔扎吉西早年对拉格什计时法的借用。但新证据表明,年月计时法是早王朝时期乌玛的传统计时法,而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的数字标记计时法也不能从拉格什寻找源头,而应该来自乌鲁克。根据这样的思路,纪年为"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的乌玛授田文书,其中的"王"当指当时的乌鲁克王恩沙库沙纳而非卢伽尔扎吉西本人。这样,此前研究对卢伽尔扎吉西存世资料,以及卢伽尔扎吉西和乌鲁卡基纳之间相对年代关系的判断需要重新考虑,整个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诸王之间的相对年代学也将因此需要重新整理。     

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研究中的惯性表述及困境——以济南冷水沟村为例

百余年来的华北乡村研究,已经形成一套惯用话语体系。长时段视野下村落传统的形成与变迁的梳理、经验与理论的互证表明,冷水沟村借助优势传统和地近省城的便利,与外部市场联系不断增强,村落个性日趋鲜明,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既往研究却常常批评其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现代性主导下的乡村研究,形成了一套惯用话语体系,切割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地域性、连续性与整体性,误解甚至曲解村落历史与村落性质。要解决现代性话语困境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要从长时段视野下考察,重视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凸显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吐鲁番敦煌文书所见的突骑施

近年来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不仅为晋唐典制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中亚史研究,也赋予了追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关系的珍贵凭证。吐鲁番文书中,突骑施记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原来,当西突厥汗国于659年灭亡之后,8世纪崛起于碎叶川及伊犁河地区的突骑施,遂成为与西州紧邻的"邻藩"。在唐朝于中亚地区以"天可汗"名义领衔的防卫体系中,突骑施是西方的屏障。从文书中考见的突骑施与西州间金帛市马贸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