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

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吕一燃薛福成于光绪十五年四月（１８８９年５月）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十六年正月十一日（１８９０年１月３１日）离沪赴任,二十年四月十五日（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９日）卸任回国,总共度过了４年多的外交生涯。其间,在薛福成办...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从地图编绘指导看民国疆界观——以滇缅北段未定界为中心

从民国政府1929年与1942年两度颁布有关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图绘制指导,以及涉地图审查条文规范及解释中涉及滇缅北段未定界绘制相关内容,可反映民国政府涉及未定界时的疆界观,即在边疆地区,中国领土范围可参照历史上设置的间接行政区,同时应积极利用国际法规则,争取未定界地区领土权利。     

中法《黄埔条约》交涉——以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为中心

有关中法签订《黄埔条约》的研究中 ,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这些函件不仅反映出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种种交锋和斗争 ,也反映出中法官员彼此心态的变化 ,有关细节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黄埔条约》及相关问题不无价值。     

从法国档案审视清末国家认同的重建——以“苏报案”交涉为例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遭遇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国家信任危机。为了重塑其政治权威,清政府采取了比以往更为积极的举措,围绕"苏报案"与列强的"争锋相对"正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借助跨文化视角实现对"苏报案"的历史重构,以期对清政府希图通过融入当时国际体系以重建国家认同这一设想的审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独立是重建国家认同的首要条件。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争夺——以中日凤凰山铁矿交涉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寻求铁矿开采权的活动,其中大仓组希望将江苏凤凰山铁矿据为己有。中日围绕凤凰山铁矿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交涉,其间中国方面交涉重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回多次转移,体现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利权问题的利益博弈情形。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农商部、陆军部与地方的督军、士绅以及英美驻华公使先后参与其事,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凸显出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有清一代,据供定案是州县官审断的基本方式。口供本乃"证据之王",是堂谕的基础,也是上级部门覆审的重要材料,而翻检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经当事人签字画押的原始口供并不见于讼状之中。清中后期的堂审记录,称"叙供"更为妥帖。《南部档案》显示,叙供多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叙供经历了由早期不写房名,到后期具体到相应房,甚至兼及书吏名姓的演变;叙述结构,以道光七年、光绪十一年为界,呈现出三种样态。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情况,但不在同一时间点,区域性特征明显。一般而言,叙供与两造呈词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当,但也有不少大相径庭的案卷存在。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基于VR技术的古建筑设计可视化应用研究——以鲁土司衙门为例

古建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保护、传承古建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尤其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古建筑,为让其为世人所了解,我们更应该不遗余力。利用VR技术对古建筑进行立体呈现,借助网络进行广泛传播,让参与者在古建筑仿真环境中穿梭,领略古建筑的魅力,深入挖掘古建筑的价值,激发人们对古建筑的研究热情,激起人们到实地参观的兴趣,让古建筑的价值得到充分展现,带动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清廷在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由金瓶掣签认定。以往研究对西藏金瓶掣签的实施情况有较深入探讨,而对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则关注较少。作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     

档案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刍议——以乌鲁木齐中专学校为例

学校是教育和影响学生的专门场所,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保障。学校档案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应引起档案工作部门的重视。本文试从学校档案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的视角探讨学校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 ——以海界委员会为中心

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

边界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国际边界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屏障和中介两种效应,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角度,可划分出封闭型、半封闭型和开放型等边界类型,不同的边界类型对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同。边界效应在空间维上是可变的,通过空间扩散向腹地外延。文中图示了核心腹地、紧密腹地和边缘腹地三种类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推动下,开放型边界逐渐增多,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发展,成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以边界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的东亚地区为研究样本,提出了边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3种基本地域模式,即通道模式、贸易口岸模式和开发区模式,并探讨了各自在边界经济合作中的发展内涵及发展前景。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     

网络资源与国际关系史研究——以互联网档案文献资源为例

网络资源是以数字代码形式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等通过互联网发布出去的一切信息。国际关系史研究网络档案文献资源十分丰富,这些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更新及时、检索利用方便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稳定性差、内容庞杂等不足。网络资源利弊共存的特点,既为国际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机遇,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的挑战。因此,在利用网络资源时,应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步骤,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以朝核问题为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一直表现得起伏不定,其中既有积极表现又有消极表现。本文通过讨论国际法在朝核问题中有哪些功能的缺失,突出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稳定中发挥的作用,从而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危机提供一种成熟的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