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井的考察与研究

鸿胪井,是大连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是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派郎将崔忻摄鸿胪卿往靺羯地方的“震国。(亦称振国)册封其王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往返都里镇(今大连市属旅顺区旅顺街)时,所凿的两口井及刻石一块。是中国唐朝中央政府与渤海地方政府间,从属关系的印证,是研究中国史,东北地方史、民族史尤其是满族史、渤海国史、辽南地方史等的珍贵参考资料;是满汉两族先民们接触、融和的第一块里程碑。然而直到现在,我国史学界对“鸿胪井”及其刻石的古今情况还是模糊不清的,即到旅顺街访诸旅顺人,也是十问九不知的。史学界的情况呢?我们举出几部现代出版的书籍所记述的原文就可见一般了。     

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

日本对渤海史的研究启始于本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旅顺口的“鸿胪井碑”。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鸿胪井碑”与战后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贞孝公主墓志就成为研究渤海史的重要金石文献。但是,“鸿胪井碑”现深藏在日本皇宫内,人们看不到。所以关于“鸿胪井碑”是个什么样子,碑文书写在碑石的哪个地方,总是弄不清楚。笔者有幸在近年新看到了关于这个碑石的资料,以此为素材,再次探讨“鸿胪井碑”的实体,及应给与什么的历史评价。     

唐鸿胪井刻石探讨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遮护着一块约有十多立方米大的褐色驼形巨石。左上角刻着“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类似摩崖的29字刻文(见图一:马洪临摹鸿胪井刻石)。 这块巨石是旅顺黄金山岩体擗落的天然硕石。石破天惊,却材大难用,一直默默无闻。至唐代得遇崔訢题刻,点石成金。《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遣郎将崔訢往册拜祚荣为左     

鸿胪井刻石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兼试论“井两口”

唐鸿胪井刻石的研究中,关于"册拜靺靺"之使臣姓名,引发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我们认为"崔忻"与"崔?"是同一个人;"忻"与"?"是同一人的名与字;刻石中"井两口"的意思历来也有争议,我们考证"井两口"之典出自《周公解梦·两口井》,意在自警。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论“约束”——从汉代有关“约束”的几件石刻谈起

1931年河南偃师出土一件汉代石刻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而铭文长期未得通读。本文从考释该石刻文字入手,对有关汉代"约束"文书的几件石刻及简牍材料铭文进一步确释,并予以综合研究,梳理"约束"在古代的缘起与存续过程,指出"约束"这一文书形式与民间民众组织的密切关系,说明类似石刻材料是研究古代基层社会的重要资料。     

固原元代以后若干文物铭文误释及相关问题

元代以后,固原文物留存丰富,重要文物收录著书并有多家成果,然铭文类器物的释读阙误对深入研究造成影响,且有个别文物原释被长期引用。对京兆府黑釉瓷坛、三关口摩崖刻石“山光水韵”“昭忠祠”匾额、《三关口修路碑》四件（组）文物的铭文、年代、断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补证,以助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崔忻出使渤海时间考

关于唐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崔忻出使渤海、册封大祚荣之事,文献及旅顺鸿胪井刻石均有记述。但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当时正值睿宗与玄宗分头执政,“皇帝以听小事”,“太上皇以听大事”,因而有关崔忻出使的具体时间,及此行究意是受睿宗抑或是受玄宗所遣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至今并不十分清楚。对此,本文试图做一辨析,以求教于学术界。考崔忻出使渤海之事,最早见于《旧唐书》,谓“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訢,据旅顺     

鸿胪井石刻考略

唐代鸿胪井石刻是唐朝与渤海国地方政权关系的实物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记载与论述该石刻正文的文字及石刻的式样、拓片的版本、鸿胪卿之名等方面多有错误,以致以讹传讹．本文重新作了考证,以恢复其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