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浅析清代台湾不筑城政策演变之原因——以台湾方志文献为研究中心

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以来,鉴于台湾多发地震、经济需要恢复和政治上的考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在台湾建造稳固的城池。但随着台湾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清政府逐步放弃了最初在台湾实行的不筑城政策。     

清代西北边疆厅的历史嬗变——以吐鲁番为例

文章利用传统文献与档案资料,首先就吐鲁番直隶厅的设置时间(乾隆说、咸丰说与光绪说)进行了考辨,兼论作为行政区划厅的标准问题;其次论述了传统文献及"遗留性史料"档案记载中的"吐鲁番厅"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边疆直隶厅;最后论述了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吐鲁番后,善后局与吐鲁番厅两个并行权力机构的情况及其关系问题。光绪七年(1881)善后局归并同知后,完全意义上的吐鲁番行政直隶厅得以出现。吐鲁番直隶厅的历史嬗变正是清朝治理西北边疆社会在民政领域由"因俗而治"到边疆与内地行政体制一体化的真实写照。     

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官方没有制定一套明确的法律体系规范渔民对沿海或内陆水域的使用。明初的湖池"闸办"与渔户"承课",虽从国家制度层面限定了谁可以在特定水域捕鱼,但没有对渔民的捕捞行为建立有效的限制规则。在湖区,来自同一个家族、村庄或使用同一类网具的渔民往往形成利益团体,以维护他们的资源份额,防止他人侵占。大多数水面的占有者并非个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族内的子嗣共同享有份额。那些在渔民社群中累积的"合同议约"文书,不断把民间的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变成正式的书面规则,包括准入权、捕鱼范围、捕鱼时段、捕鱼网具等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大体而言,明清鄱阳湖区的渔民更趋向于通过建立非正式制度解决捕捞场地、捕捞时段的分配以及捕捞过程中各类船、网之间的物理干扰问题,而对渔业资源的提取困境则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事实上,鄱阳湖区渔业捕捞秩序的生成及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

花衣期是清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即规定官员在若干庆典期间应穿着花衣(蟒袍)。平时实施这一制度的庆典有元旦、上元节与万寿节,其中后者规格最高,变数最多,而且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万寿节花衣期的时间一般为正日及前后各三日,在若干整寿之年会加以延长,有时也会缩短。时间最长的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大寿,长达一个月。万寿节花衣期的长与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体现统治者性格的晴雨表。花衣期(尤其是万寿节花衣期)内,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呈现出"涟漪效应"。这样的禁忌促使官员尽量避免在此期间上奏,令这一制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

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为了实行对中国东北与本土以及亚太地区的管理与统治,陆续设立了前后连贯的三个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本文主要围绕"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考察战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从"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到"大东亚省"之演变过程,以及"大东亚省"的殖民统治之本质,用以再现与佐证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

政党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末民初的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其政党与政治活动作为全国的一个缩影,仍表现出清末民初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在政党产生及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又体现出边疆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并一度成为政党革命的中心地区。     

清代苏南学田与庙田的捐赠态势——以地方志为中心的探讨

从清代苏南地区方志记载来看,该地区学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呈"N"型,而庙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则呈未完成的"W"型。比较两者会发现,清初与清末是它们发展态势相异的时期。而这种发展态势相异的背后,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结果。在清初,捐赠主角由庙田向学田的转化反映了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在清末,学田捐赠的霸权地位则体现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

清代中期,云南边疆地区聚集了大批内地民人从事银矿开发,形成了在边疆地区有影响的移民集团。本文对矿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矿民集团是边疆移民的重要类型,其在边境地区的拓张,和当地土司、山地民族乃至外国朝廷皆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深深卷入到复杂的边疆事务中,对清王朝的边疆秩序既有冲击和扰动,也有支持与合作。清王朝对其策略是将其纳入边疆秩序中,如矿民的活动对边疆秩序形成冲击时,就给予无情的打击。这进一步说明了追求稳定而非扩张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最基本的政策。     

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研究——以地方志的记载为中心

温泉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自古以来受到世人重视.清代民国时期,广西地方志资料增多,为全面考察广西温泉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条件.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今天一致,名称多样、冬暖夏凉、汇入江海是广西温泉的三大特点.广西温泉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东南部是温泉资源分布密集区,西部地区温泉资源则较为匮乏.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广西...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以《清代国家统一史》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的重要时期。清代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程,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化的必然结果,展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逻辑。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下观察清代国家统一,才能充分理解清代在中国认同驱动下对“大一统”观的继承、改造与实践,才能全面把握清代政治文明在中西政治大分流过程中的世界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桎梏,形成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及现代转型的正确认识。     

人文生态与城市兴衰的历史观察——以清代广西边疆城市为视点

通过刻画清代广西边疆的人文生态与城市兴衰的历史全景,证实人文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环境因子,对城市兴衰有重大影响。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抗日战争与华侨社会的演变——以新西兰华侨捐款风波为中心的探讨

华侨为抗日战争捐献巨款,赤子功勋彪炳史册。华侨在捐款过程中的具体面相与相关纷争,亦不可忽视。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后的1937年9月,新西兰华侨联合会改组为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下设各分支会,同时召开第一次全侨代表大会,发动华侨踊跃捐款,促成了新西兰华侨社会团结一致、支援抗战的局面。但是,1938年春夏发生华侨捐款风波,所辖华侨人数最多的屋崙支会宣布脱离总会,总会则向国民政府状告中华民国驻新西兰总领事汪丰"放弃职责、分化侨情"。这一事件表明,新西兰华侨有支持抗战的共识,亦存在矛盾与纠纷。不久之后风波的顺利平息,促成了新西兰捐款方式的改善和监督机制的加强,有利于抗战时期捐款的顺利推进和华侨社会的团结。可以说,一部战时华侨爱国史,也是一部当地华侨社会的成长和演变史。     

唐代刑罚体系的演变——以杖刑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刑罚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有新的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先后制定了有别于律文规定的先决杖、脊杖、臀杖、重杖等杖刑,在《唐律》之外,形成了一个刑罚补充体系,以格的形式颁布实施。它们和各种主刑相结合,成为唐代刑罚体系的新内容。大中七年出台的折杖法,只是作为笞、杖刑本刑的执行刑,而笞、杖刑仍是五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被废除,依然是唐朝在行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