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述略

边吏,系指边疆地区官吏,在本文中仅特指边郡太守(相)和边疆民族地区特设管理机构的最高长官,如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等。两汉的边吏虽然在待遇上和相应的内郡官员同级,有些甚至更低一些,但由于他们任职于边疆或民族地区,其职责与内郡官员有所不同,不仅要理民政,而且还要担负起保卫边疆的责任。《汉旧仪》所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峰火、追虏”即言此。边吏是边疆地区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     

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随着汉武帝对西北的拓土与开发,最初指称西南的区域概念"西州"逐渐扩及西北之朔方、凉州,有时甚至专指西北。两汉之际西北移民增多,经济渐盛,地方豪族发展壮大,地方乡里认同和区域关系网初步形成,完成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隗嚣、窦融和卢芳三股西州割据势力,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边疆并不完全是被动性的,亦有其主体性及主动选择的空间。     

清代桂西南地区伏波庙文化探析

清代时,桂西南地区的伏波庙分布较多,而且在中法战争后所出现的边疆危机更是推动着马援信仰在桂西南地区影响力的确立,并通过不断重建甚至新建伏波庙来强化王权对桂西南地区的统治。伏波庙所承载的文化蕴含着中央政治权力对地方民间力量的重塑与创造,神与国家边疆社会秩序的结盟。     

守土兴边:光宣时期广西巡抚群体开发建设广西活动述论——以《光绪朝朱批奏折》为中心的考察

疆臣边吏对地方的经营和治理,不仅反映着其对中央既定边疆政策的理解和贯彻,而且还体现出时代背景下的地域特征。通过考察光宣时期广西巡抚群体在垦荒种植和矿业开发两个方面对广西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活动,并分析该群体行为的原因,还有利于深化对清末政治史的研究。     

两汉边政中的质子述评

质子是两汉边疆政务活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表示臣服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又是两汉边疆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两汉积极从事征取质子、迎送质子、管理质子、拥立质子等活动,这些活动成为维护边疆安全的需要和有力保障。同时,各族质子在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安全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从优升到久任:清代边疆缺之演变——以云贵二省文官历俸为中心的探讨

为加强边疆统治,清朝在边地设立边疆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人事管理政策。清初袭明朝旧制,设立边俸之制,优于腹俸升转。康熙朝中期,逐渐调整边俸范围,立在外题调和三年即升之例,从边俸向优升转换。乾隆朝中期,延长历俸时间,从三年展至八年,从优升过渡为久任。这一演进趋势,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古代边疆人事管理政策日趋完善,王朝中央和边疆地方间逐渐形成新型的行政格局和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标志边疆统治理念和管理模式日渐成熟,边区治理由防备、控制向有效施政、长治久安转移。此为清朝边疆统治日益深入、成熟的表现,也是清朝边疆统治迥异于前代的特殊之处。     

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古代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出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是各族人民不断战胜边疆艰苦的自然环境、边疆与内地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是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不断与边疆无用论的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历经艰难曲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本刊编辑部2013年度编辑工作座谈会召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2013年度编辑工作座谈会"于2013年1月24—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题:(1)如何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2)2013年的重大选题;(3)如何推动中国边疆学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亚太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     

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

两汉边防,尤以北部为甚。本在边防政策、边防武装力量建设、边疆经济开发等方面,探讨了两汉边防政策之演变、边防武装力量之调整以及边疆经济开发之差异等诸方面的问题。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权的有机构成。东晋一朝百余年间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时期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的关系，朝廷利用禁卫军承担宫殿保卫和京师防务，叛乱专权者亦注意亲自或任命亲信担任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便专断朝政。禁卫军权对东晋政治的影响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关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另一个侧面。     

民国时期边地傣族土司的国家认同——《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概说

民国时期,从刀安仁呈文到《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腾龙边区傣族土司多次提出边地建设计划,力图提高边疆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防中的地位,借以向中央及云南省政府表示归附与忠心,充分反映出腾龙边区傣族上层国家认同意识的加强与发展。而《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是由时任土司代办、"国大代表"制定的边疆开发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在改革之下保留土司制度,立意并不高明,但书中的建设主张,仍多洞悉边情、娴熟于边疆治理的务实之论。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戍卒史料考略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戍卒来源与居延汉简不同,淮阳、梁国、赵国较多。拥有爵位者,约一半,其中又以公乘、不更为主。中青年是戍卒的主体,年龄在20—50岁之间。有"黑色"戍卒存在,但所占比重较小,也并非异族,只是文书的正常标注。戍卒单兵装备以弩、矢为主,已有兵种差异。戍卒征发的指导原则是"一里出一人",这与当时里的情况以及边疆的供给能力有关。     

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边疆观作为关于国家边疆基本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疆思想论争中治边观取向的依据和支撑。大而划之,两汉边疆思想论争可分为“无用”之论和“国本”之论两类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论争呈现出前后承继而又各具时代特点的四个历史阶段。边疆思想的论争不仅对两汉的边疆经略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也渐进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思想。由西汉初期至昭帝盐铁之论持续进行的大一统思想与边疆思想的相融,特别是论争双方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呈现的边疆思想的趋同,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诸侯国相在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其权力、职责的变化反映了西汉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国的博弈、分合趋势。诸侯国相职能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时期侧重于辅助诸侯王国的巩固;惠帝至景帝中五年期间侧重对诸侯王国兵权的控制;景帝中五年至昭帝间,侧重于中央"汉法"在诸侯王国的推行;宣帝及以后,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诸侯国相"郡守化"过程实际上是汉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国的逐步控制过程,其控制的基本方法则是国相的"替代效应"。它对于西汉前、中期中央对诸侯国王的权力调控有重要意义。     

民国边疆研究的嬗变、学科构建与启示

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边疆研究前后相承,但嬗变特点鲜明,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亦有较多的发展差异。伴随着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和边疆研究的发展,"边疆学"、"边政学"这样以边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或专业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边疆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构建,虽有学术发展主观的多维复杂因素参与其间,但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新时代的中国"边疆学"虽是由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而形成,但在今天的时代场景下,它更是重大现实关怀的需要,其基本路径应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重点考察;然不可否认的是,边疆史地研究仍是"边疆学"构建的基石。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7月11—13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以"清代边疆及清史其他重大问题研究"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清代边疆研究、明清史研究、清代人物和制度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清代边疆研究。马大正作了"深化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深入研究清代边疆民族问题提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李治亭论证了"古代边疆如何定义""清代边疆与历代有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