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20世纪30年代法国军事辩论的惨痛教训

1940年法国战败,军事理论落后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祸根在30年代的军事辩论时就已经种下。30年代法国军事辩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认识坦克集群战争。艾蒂安纳、杜芒克、戴高乐等人根据当时欧洲新的军事思潮,主张坦克战;反对派昧于历史新趋势,简单化地、过分乐观地认为,法国已经建立可靠的防线,法军已拥有足够的坦克,坦克只需掩护步兵,而组织坦克部队进攻将是一种冒险,敌人即使突破或绕过防线仍旧无法取胜。1940年法国的溃败,对这场军事辩论做了实际的总结。法国关于坦克集群战争的辩论和它屈服于坦克集群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颇有价值的启示：军事理论的辩论一般具有长远意义;必须认识传统的力量及其限度;军事上的正确判断是打败对手的基本条件之一;必须看到军事理论、战争皆和社会生产、国家经济密切相关;落后的军事理论与压制先进军事思想的政策,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问题的因应

1931年12月4日,法国挑起西沙问题。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疲于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边缘,其反应总体上是“应付式”。国民政府连续对法交涉,不断完善证据链,又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确立“首防日本”原则以应对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并着手推动西沙基建和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在此期间,由海疆危机所激起的汹汹舆情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与支持作用,并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总之,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尽管呈低烈度,却无疑强化了中国的海疆意识,是中国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应对虽有缺憾,但不可否认还是为中国后来因应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积累了经验。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舆论界对马占山抗战的形象塑造及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引起中外媒体广泛关注,国内外舆论界争相对其进行报道。报道突出其在保家卫国中的重要作用,也唤起各界民众、海外华侨及社会团体对马占山抗战的关注,形成一场不可小觑的全民族呼吁抗战、抵制日本侵略、支持马占山的舆论声浪,演化成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先声。此外,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外媒对马占山江桥抗战的高频报道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对促进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起到了一定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殖边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边疆情势危急,许多边疆团体应运而生,中国再次掀起了边疆研究的热潮。中国殖边社由汪扬、高君实等人于1931年成立,以"研究及开发边疆"为宗旨。自成立以来,该社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殖边月刊》、创建图书馆、发行图书、开展边疆考察、投身抗日救国活动等。围绕移民殖边、边疆教育、开发西北等方面,该社阐发了诸多主张,但限于资金、人才短缺等因素,很多未能付诸实践。尽管如此,中国殖边社的成立切合了当时边疆危机、国人要求保卫边疆的需求,其所开展的活动及主张,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中国边疆开发及边疆政策的制定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苏联恢复国内经济后,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获得巨大成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①.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即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场大变革时期,无论是政府中人还是一般教育者都试图对变革有所影响。文实之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论争首先发生于广州,1932年5月19日,邹鲁等政要提出在广州各大学“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由此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引发了讨论。相差仅11天,陈果夫也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此后围绕着是否应该“抑文重实”发生了全国性的讨论。这场貌似简单的关于一条具体教育改革措施的论争,实际上隐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社会问题的解决、国难的因应、地方和中央之争、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争等无一不在其中。梳理纷纭,揭示细故,既可再现当时教育变革的场景,又可发现隐藏在教育中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湖北的水利建设

民国时期,湖北水灾十分频繁,仅20世纪30年代就发生了两次特大水灾,这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反思。“惟是已成之灾,政府固应尽赈救之责,而根本治导,预防灾难之再至,政府之责, 则尤为重大。“灾后政府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从修复堤防到植树造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     

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求认知工具和研究技术,与社会科学整合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条基本途径。发生于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论战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促动集中体现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上古史主要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史则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门类。论战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面积结合,丰富和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契合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     

20世纪60年代中加小麦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1960年中国首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度荒,并由此改变此前的粮食自给自足现状。中 加小麦贸易不仅可以巩固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改革,也可使中国重返加拿大与西方市场,使外贸渠 道多样化,同时还促进了中加建交、打破美国的封锁孤立政策。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有些学重新认识“历史”一词,厘清和界定它的基本含义,明确区分和论述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学和史书等概念,从而为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在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扩展历史研究的空间和范围、建设科学的历史学以及建立中西方史学对话的环境,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

20世纪30年代,在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省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与孤立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平主义者主要由妇女、宗教界人士和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反对战争和军备,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和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代背景下,和平主义者的理念及其实践显得与现实严重脱节,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的广西史地研究

20世纪初是法国汉学研究发展至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法国汉学家发表了较多关于广西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包括裴安奎《兴安渠考》、马伯乐《秦汉象郡考》、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等论著,代表了当时法国汉学家对广西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20世纪30年代前期广州戏剧演出及管理

<正>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以及戏曲本身的发展需要,粤剧进行了新的改革,并带动了潮剧、正字、白字、西秦、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雇工收入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卜凯1929—1933年所做的中国农村调查数据,用基尼系数法计算了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及差距,并采用非参数的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地区差异性客观存在但并未出现两极分化;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按地区发展状况呈阶梯状递减趋势,地区内部农业雇工收入差距与地区经济发达水平大体呈正U型发展态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是导致全国农业雇工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