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华夷之辨”是近代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从谭嗣同不同时期论著中所体现的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可看出其“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而这种演进过程正是近代“华夷之辨”思想演进的缩影。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试论辽代汉族儒士的“华夷之辨”观念

汉族儒士群体,对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并非一开始就忠心拥戴,而是有个由抵制到合作的变化过程。原因之一是这个群体普遍存在着“华夷之辨”观念。对此,辽朝诸帝都非常清楚,故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成为辽政权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探讨这个课题,具有一定意义。它是辽史、契丹史、民族关系史和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也有一定神益。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肃镇华夷志》之“西域疆里”考

《肃镇华夷志》之"西域疆里"是现存少数记述明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内容源自弘治年间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编写的《甘肃志》和《哈密分壤》,其所记录的嘉峪关外三道、西域地名、"汉儿人"等内容,资料翔实,真实可信,可补明代同类著述之缺,并验证其不足,是研究明代河西史和西域史的珍贵资料。     

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作为具有鲜明社会标志的文化群体,崛起于神州大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士”源于“史”,其遥远的祖型,即是原始氏族社会从事占卜记事的人员。这是非常精辟的。笔者认为:“‘巫、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在他们身上潜藏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些基本品质,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毕竟还算不上真正的、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揉杂着相当浓厚的虚妄成分,他们还缺乏自由从事文化创造的身分和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了真正成熟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当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     

爲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

柳宗元主張天人之分論,注重以生民爲本的世間事務,生民之意成爲其政治社會論的起點。子厚認爲道體現爲從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禮樂是維持此經分秩序的憑藉。在四民社會架構下,所有成員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爲,始能達成秩序的和諧運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實踐其公共職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理物之職。世間秩序既本諸生民,士人入仕自須以生民爲念,從而爲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以提升士人的積極性。子厚進而提出"明與志"之説,强調通過認識與明辨,始能認識道與現實處境,進而采取合理行動,拯濟生民。     

为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论的考察

柳宗元主张天人之分论,注重以生民为本的世间事务,生民之意成为其政治社会论的起点。子厚认为道体现为从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礼乐是维持此经分秩序的凭藉。在四民社会架构下,所有成员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为,始能达成秩序的和谐运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实践其公共职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担理物之职。世间秩序既本诸生民,士人入仕自须以生民为念,从而为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据,以提升士人的积极性。子厚进而提出“明与志”之说,强调通过认识与明辨,始能认识道与现实处境,进而采取合理行动,拯济生民。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正>晚清以来,对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高涨之势。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缘于边疆危机的严重状况,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反映了时人的民族忧患意识,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得到体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輏纪行》等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均体现出要通过严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贯彻其经世之学的意图,使人们     

泰国潮人之“神”崇拜：根与文化之认同

旅居泰国之潮汕人在泰国社会举足轻重,他们大都已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与泰国本土原居民和睦相处,成为建设泰国国家的一支巨大的力量,然而,泰国潮人尽管他们的生活情趣、社交圈子和事业基础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同祖居地——中国,认同中国的化。     

“闽习”与“闽派”之辨

明清之际,中国绘画批评史上曾有过“闽才”与“闽派”的提法。本文通过文献与史实的相互参证,认为“闽习”是福建绘画的泛传统,“闽派”是黄慎之后的一个地方流派;并对“闽习”和“闽派”的文化特征给予界说,探讨“闽派”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绘画批评史上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原因。     

“杏坛”与“杏林”之辨

1997年第3期《文史精华》上,《中医药界大请愿》一文中第三个小标题是“杏坛同心沪上集会”。这里作者误将“杏坛”一词当“杏林”使用了,特指而辨之。 杏坛,原为孔子讲学的地方,以后常比喻为儒家传道的阵地、讲坛,有时也用于著名学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为配合冷战战略,美国宣传部门制定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对华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美国把台湾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大肆宣传新中国是文化"异端",指责其破坏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以此来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和效忠,使华侨产生对于新中国的厌恶感和疏离感。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在世界舆论中为国民党政权赢得支持、诋毁新中国。美国宣传的实质是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整合进冷战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之争建构为文化身份的差异。     

游于艺 志于道——“金相玉式·沿黄九省区金玉特种工艺瑰宝展”特写

<正>2021年12月21日于河南博物院开展的"金相玉式——沿黄九省区金玉特种工艺瑰宝展"是2019年"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成立以来首次联合策划和举办的专题展览,展览汇聚了沿黄九省区23家文博单位近300件金玉特种工艺文物精品,时代跨越近4000年。该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河南省文物局支持,河南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主办。我们希望通过"金""玉"结合工艺的产生、发展和延续及其背后的理念变化来展示黄河儿女的创新活力和卓然智慧,让观众在品鉴器物之美、技艺之美、     

成都市志办举办“历史文化传承与书香成都”专家座谈会

2011年12月28日．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历史文化传承与书香成都”主题专家座谈会．围绕贯彻落实中共成都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黄新初重要讲话精神,建设“中西部最具影响力、全国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文化之都”目标．     

成都市志办举办“历史文化传承与书香成都”专家座谈会

2011年12月28日．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历史文化传承与书香成都”主题专家座谈会．围绕贯彻落实中共成都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黄新初重要讲话精神,建设“中西部最具影响力、全国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文化之都”目标,邀请专家学者共商大计。依托成都“方志之源”文化禀赋优势．专家学者们对怎样通过建设“典籍成都”、“书香...     

“华夷译语”调查记

"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官方编纂的若干种汉语("华")和非汉族语言("夷")的对译辞书的总称,是我国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大多是明清两代的抄本,刻本甚少,流传不多。解放以前,这些图书文物长期不被人们所重视,致使许多珍贵的文本流到海外。而国内现存多少,它们的性质如何,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也无人问津。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查访和阅读,深感这份珍贵的遗产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保护和研究、利用,为此撰写了这份调查记。     

华夷秩序、大一统与文化多元

<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及概念,是经历漫长的过程而渐进发展和最终定型的,但是难以否认我们古代多民族国家正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前身,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中国的内地和边疆组成的广袤疆土至今一直是汉族和蒙、回、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共同栖息的家园。汉地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汉人也只     

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正>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朝大一统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以汉民族为中心、少数民族起着互动作用的民族一体性也得到了加强。在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和民族一体性背景下,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也明     

“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

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不但影响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了"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带来的影响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关注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