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安王龙村经幢不是金代文物

固安王龙村经幢一直以来被误定为金代文物,本文认为,金代没有将年号与"皇帝"组合称呼的,而辽代皇帝、皇后多加尊号,"神赞天辅皇帝"为辽圣宗尊号,"齐天彰德皇后"为圣宗皇后萧氏尊号,因此此经幢应修造于辽圣宗后期。     

"圣明皇帝"为西夏仁宗考

本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第283-309页编号为ИHB.No.121v的<宫廷诗集>中涉及的几个西夏文新尊号:"明王"、"圣明王"、"千岁明王"、"圣明皇帝"进行了考订, 认为:这几个称号均指夏仁宗仁孝,"圣明皇帝"可能为仁孝的另一新尊号,该尊号应在其生前已经使用.     

辽朝官员“言谏”行为论略

辽朝官员中虽然存在向当朝皇帝的"言谏"行为,但却没有实职性谏官。辽朝官员的"言谏"形式主要有"面谏"、"书谏"和"诏对谏"三种;"言谏"的主要内容分为:对皇帝不当言行的"言谏"、对皇帝错误决策的"言谏"、就不合时宜规制向皇帝的"言谏"、对皇帝用人失察的"言谏"以及遇法禁有乖、刑罚不当时对皇帝的"言谏"等几个方面。辽朝皇帝对待臣下的谏言最终是"纳"还是"拒",取决于多种因素。辽朝官员的"言谏"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正了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行为,起到了纠正已错、防患未然的作用。     

固安王龙市寸经幢不是金代文物

固安王龙村经幢一直以来被误定为金代文物,本文认为,金代没有将年号与“皇帝”组合称呼的,而辽代皇帝、皇后多加尊号,“神赞天辅皇帝”为辽圣宗尊号,“齐天彰德皇后”为圣宗皇后萧氏尊号,因此此经幢应修造于辽圣宗后期。     

浅析金代契丹人的佛学思想

契丹人作为辽朝的主体,在辽朝时历代皇帝都对佛教极期推崇,佛教徒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可以说,佛教对于整个辽朝的国运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契丹族从皇室到普通民众对佛教都有一种持久而普遍的信奉。而金国在开国以前,就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辽金两朝对佛教基本上是持崇奉的立场,这也使佛教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

从春捺钵的地点及其变化入手,论述了辽圣宗时期春捺钵地点的改变及其原因,春捺钵的内容以及辽朝后期的政治与春捺钵的关系诸问题。学界对于上述问题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大多围绕四时捺钵等问题展开,而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并不多见。春捺钵之地是契丹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场所,契丹皇帝不但在冬夏捺钵之地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在春捺钵之地也同样处理军国大政。辽朝后期的长春州、鱼儿泊等春捺钵之地,与辽朝政治紧密相关,是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     

辽夏封贡关系探析

辽夏封贡关系开始于公元986年李继迁附辽并接受辽朝册封,一直持续到辽朝灭亡。辽夏封贡体制受到辽、宋、夏三极政治格局的强烈影响,以"澶渊之盟"为转折点,可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辽朝奉行"联夏抗宋"方针,是辽夏封贡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因辽宋夏三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辽夏封贡关系由发展走向破坏、最后又恢复。在辽夏封贡体系之下,两国保持着册封、进贡、朝贺、吊祭等朝贡活动往来,并且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密切互动和联系。在辽朝的朝贡体系中,西夏属于辽朝的"外圈"朝贡体系。     

欧洲王室剪不断理还乱

欧洲从古代就有皇帝和国王,欧洲王室更是有着两千年的渊源,这些王室间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在漫长历史中,这些皇帝、国王的尊号由何而来？这些王室又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演变? 公元前1世纪凯撒作为统帅,成为罗马掌握国家大权的独裁者。虽然他没有称王称帝,但"凯撒"却成为后世对皇帝的尊称。他的继承人屋大维作为统帅,于公元前27年被尊为"奥古斯     

辽代后妃与辽代政治

本文首先对辽代后妃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进行阐述 ,认为其作用有以下五个方面 :辅佐皇帝 ;亲自率军征战 ;摄国称制 ;影响皇帝的选立 ;非常时期代理皇帝处理政事。其次对辽代后妃在政治中产生作用的原因进行分析 ,认为这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 :辽代政权结构、风俗习惯和后妃自身的素质。最后对辽代后妃在政治上的作用持点进行分析 ,认为仅是对皇帝的辅助和监护。     

朱元璋修建明祖陵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当上大明开国皇帝。据《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九记载,即位前,朱元璋先命礼部书高祖、曾祖、祖考、先考四代皇祖考妣神主,并先期设祭坛。礼毕,朱元璋率世子暨诸子,奉神主诣太庙,追尊四代祖考妣为皇帝、皇后,奉上玉宝、玉册,册曰：“孝玄孙嗣皇帝元璋稽首、顿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元璋遇天下兵起,躬擐甲胄,调度师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广,皆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诸臣庶推尊元璋为皇帝,先氏考妣未有称号,谨上皇高祖考尊号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主考尊号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曾尊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号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号曰淳皇帝,庙号仁祖,皇妣陈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鉴此孝思”。追封后亦按规定仪式进行祭奠。[第一段]     

辽夏封贡关系探析北大核心CSSCI

辽夏封贡关系开始于公元986年李继迁附辽并接受辽朝册封,一直持续到辽朝灭亡。辽夏封贡体制受到辽、宋、夏三极政治格局的强烈影响,以"澶渊之盟"为转折点,可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辽朝奉行"联夏抗宋"方针,是辽夏封贡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因辽宋夏三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辽夏封贡关系由发展走向破坏、最后又恢复。在辽夏封贡体系之下,两国保持着册封、进贡、朝贺、吊祭等朝贡活动往来,并且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密切互动和联系。在辽朝的朝贡体系中,西夏属于辽朝的"外圈"朝贡体系。     

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北宋诸帝王的“结义”

由契丹贵族建立的辽王朝,曾先后与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及此后的北宋北南对峙长达二百余年。在这二百多年时间里,北南之间既有兵戈相见的战场撕杀,也有和平时期(包括战争间歇)的聘使往来。在北南交往过程中,北方辽朝的契丹皇帝们,从辽初开始,既受契丹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之影响,亦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分别与南方中原五代各朝及北宋的诸帝王进行了“结义”活动。所谓“结义”,一般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拜成“亲戚”关系。纵观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上层之间,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交往,一向都很频繁,但诸如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各朝及北朱诸帝王之间的“结义”活动,实不多     

皇帝名字也搞怪

某汉字,一旦成了某皇帝的名字,在此皇帝当权时,便神圣不可使用,于是便造成了许多书写上的禁忌。皇帝取名使用生僻字,大概也是为民作想吧。从秦始皇嬴政"称帝"到窃国大盗袁世凯"驾崩",中国历史上一共出了408位皇帝。在这些皇帝中,有很多人的名字起得相当搞怪,生造字、冷僻字常常让人"畏名如虎"——皇帝们,连起名都追求"与众不同"、"超人一等"呢!     

“皇帝”名号与汉魏时期“皇帝”含义的重构——观念史视野下的“皇帝”“太上皇”与“太上皇帝”

"皇帝"这一政治名号,是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持续使用了两千多年。而在名号不变的背后,"皇帝"名号的含义却非一成不变。中古时期人们对"皇帝"名号以及皇帝形象的理解,并非秦汉之际"皇帝"号成立的初始含义,而是来源于后来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谶纬思想和"三皇五帝"史统下对"皇帝"名号含义进行的重构,此外,也与汉代由旁支入奉大统的皇帝"尊父为皇"的历史事实有关。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两汉诏令中的皇帝身份——从“奉宗庙”到“承大业”

在西汉的诏令文本中,皇帝多以"奉宗庙"的身份呈现。从宣帝时期开始,诏令文本中出现了另一种皇帝身份——"承大业",它在东汉的诏令文本中完全取代"奉宗庙"而成为唯一较为固定的皇帝身份。两汉诏令文本中皇帝身份由"奉宗庙"到"承大业"的转变,与"汉家尧后"说和绍述古圣先王功业的理论建构有着直接关联。"承大业"身份不仅可以涵括血脉延续所赋予的合法性,同时也彰显了绍述古圣先王功业所带来的正统性。两汉皇帝身份的转变为皇帝制度注入了新的儒家政治文化内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权力规训。     

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一种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

祀天是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祀天向全社会展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定的人间与自然世界的终极秩序,并由此演绎出现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规范。这种活动透射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人眼中的"天"是独一无二的至上权威,这种抽象之天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符号的形式,凌驾于一切自然与人世存在之上,是一切人间制度、伦理、行为的终极尺度。与此同时,在明人祭祀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天"之意象的复杂性,有时会显露出自然的属性或者人格的属性。明朝皇帝、士大夫群体以及普通民众因身份和祭祀目的的不同而对祭天礼仪有各自的解读,这些解读构成明人宇宙、社会观念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