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与唐代成都的荔枝及气候冷暖问题

竺可桢论唐代气候较现代温暖 ,依据共有两点 ,一是长安宫廷苑宥内有梅花和柑桔 ,二是成都有荔枝。其前一依据之不能成立 ,已有研究 ,这里谈谈成都的荔枝问题。竺氏谓唐代成都有荔枝 ,所据为唐人张籍《成都曲》中“锦江近西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的诗句 ,而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诋斥说张籍实“未尝至成都者” ,其所言自不能属实。唯今郭声波复据唐卢纶《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诗中“晚程椒瘴热 ,野饭荔枝阴”之句 ,谓“中唐时在长安士人之中 ,成都有荔枝确实已属常识” (《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贵妃食荔自何来

《新唐书》卷76《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但贵妃食荔自何来?苏轼《荔枝叹》:“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认为杨贵妃食涪州(涪陵)荔枝。唐代涪州盛产荔枝,《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图经本草》里有明确记载。此外: 元微之《论海味品》认为荔枝“天宝取之涪”。蔡襄《荔枝谱》:“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时之词人多所称咏。”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方物》:“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     

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

韩愈晚年是否服食硫黄以及为何服食硫黄,是韩愈生平研究与品格评价中仍无定说的关键问题。以韩愈自述的“足弱不能步”、张籍的《祭退之》诗、白居易的《思旧》诗与隋唐相关医籍相比对,韩愈确实服食了硫黄类的“药汤”;但服此药汤的目的,是对症下药地治疗脚气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声色的壮阳之需。韩愈罹患“足弱”的病原,则与其长期的南土经历、丰肥的体型、远贬潮州的沉重打击有关。韩愈之卒,亦因“足弱”病症。而非硫黄中毒。     

张籍《节妇吟》的本事及异文

<正>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有一条关于张籍和《节妇吟》的材料:"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司道当为李师古之讹。"并注明其依据是卞孝萱先生的《张籍简谱》。     

《成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在王建墓博物馆正式开展

10月16日,《成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在王建基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采用室内外结合的方式．以大型浮雕墙、烈士遗言墙为先导．配合《沉默的情怀》和《碧血春华》两部录相片介绍,利用近300m2的展厅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从1911年辛亥保路运动至1949年成都解放这38年的成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共分为《蓉城曙光》、《土地风暴》、《热血救亡》、《成都解放》四大部份十五个单元一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成都革命斗争史上的“保路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党团组织建立”、“二·一六”烈士、“邓殊地区苏维埃…     

四川被单戏尺寸之间的喧哗与寂寥

四川被单戏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的成都以及川南、川北的部分地区.清道光丙午年,民间画师钱廉成所绘成都市井人物绢画《尘间之艺》有一幅被单戏在小巷演出图.清宣统年间《成都通览》中刊有被单戏演出图,注文:“每演必有一段《打老虎》,小儿多乐观之.”清末民国初极盛,老成都街头常有围观被单戏的情景.“掌上舞弄千军万马,足下鼓动八锤之音.”在四川老一辈的记忆中应该还有自己幼年时挤在街头巷尾观看被单戏的情景.     

文天祥籍贯考

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哪里人?他的祖籍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其实,还有待于商榷。首先是文天祥的祖籍,有的以为“先君子尝考次谱系,文氏由成都徙吉”,与《纪年录》亦云:“庐陵文氏来自成都”,遂据此得出结论说,文天祥的祖籍在成都。然而,庐陵(今江西吉安县)文氏的祖籍是否在成都,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因为据《富田文氏族谱》记载,文天祥的先世文时,是西汉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是     

吴汉入屠成都时间考

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吴汉伐蜀。十一月,吴汉率军入屠成都。但在具体日期上,史书记载有出入。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辛己,吴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另据《后汉书·天文志上》,十一月丁丑,“汉护军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即戊寅),(吴)汉入屠蜀,所杀数万人,夷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丁丑和戊寅相差一日,而戊寅和辛己则相差三日。那么是《光武帝纪》记载正确,还是《天文志》记载正确呢?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光武帝纪》校勘记认为吴汉入屠成都的时间是戊寅。此说不确。吴汉入屠成都的时间应为辛己。理由如下:     

岭南古史商榷

一、战国时番禺已成为岭南贸易都会吗? 《简明广东史》52页:“随着手工业、农业的发展和产品及其交换的增加,商业贸易也开始活跃起来,番禺(今广州)在秦以前已成为岭南的贸易都会。”理由:“一、番禺(贲禺)在《山海经》中已经出现。《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始皇派遣五路大军经略岭南时,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说明番禺城在秦以     

前蜀王建周皇后墓略考

“后陵永庆院在成都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石为人马甚伟。”此为南宋诗人陆游寓居成都期间,所作的《剑南诗稿》卷八《后陵》诗序。诗序中所谓“在成都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即指1942年发掘于成都西北处的永陵（俗称王建墓）。而诗序中提到的“太后墓”究竟是谁的墓,它又在何处呢？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

邓代昆同志在《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上发表《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一文(以下简称《邓释》),对《成都文物简讯》1980年第2期所刊石湍同志的《成都东郊发现了汉阙石刻》一文报道介绍1980年7月间在成都东郊明代墓葬里作为抵墓门之用的两块东汉石阙,“认为它们绝非是原配,而是各自失去了配偶的独阙”,并提出“将甲阙称为‘王君平阙’,乙阙称为‘王文康阙’,将甲阙石刻刻铭称为‘王君平阙侧’,就其文字进行比较分析”来考释。我这里对于《邓释》所说甲阙的名称和乙阙的年代,试谈一些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中华名号溯源

<正> 一九四○年,我写过一篇《中华名号起源考》,刊于在成都出版的《责善半月刊》创刊号上。当时处于抗战流亡生活中,参考书十分缺乏,所用资料为平日偶然记下者,仅指出“中华”一名为“中国”与“华夏”二名之合称,并为“中国”与“华夏”     

成都发现“驷马桥记”碑拓片

我平生研究四川历代碑刻,近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购得“驷马桥记”碑拓片,十分高兴。成都北门外之驷马桥,早已不存。清代《四川通志》、清代《成都县志》以及近年刚出版的《成都文物志》上均未收录驷马桥。人们的印象中驷马桥只是传说中的一座桥梁,无任何历史遗迹遗物,驷马桥已经成为历史,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驷马桥记”碑,     

彭家珍赴日珍迹

彭家珍于1906年去日本,并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留会,这对他走上革命生涯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现存成都青白江区彭大将军专祠纪念馆的一张七人合照,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1906年春,彭家珍毕业于成都武备学堂,“考列最优等八名”之一,奉官府委派,同张思聪、陈鸣谦、邱志云、傅昭谦、韩祖武、李华英等共八人前往日本考察军事,购买军械。其时,同盟会总部已在东民成立,革命宣传,声势浩大,特别注意做赴日青年学生的工作,从中发展会员,壮大组织。彭家珍在成都就读时,已同张培爵读过《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初步具有民主革命思想。他们一到日本,立即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吸引,尤其尊崇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时留东同乡学生甚众,     

清末的成都武侯祠

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简阳人傅崇矩编撰的《成都通览》一书,由成都通俗报社陆续印出。此书在“成都之有期游览所”中介绍。     

不悔的子冈

1985年11月,做了20多年右派、其时已半瘫在病床上的子冈口述了《我坐在轮椅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见到一篇回忆我和徐盈的文章(复印件),原载台湾《传记文学》,作者是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后来定居台北的陈纪滢。陈文所忆旧事大体不差,字里行间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温情;但按语却指责“中共毁灭人才”,这是我和徐盈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何止是我们?)确实遭     

清代成都城市休闲文化的复苏与繁荣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内陆平原城市,位于中国四川省中部的岷江流域盆地西部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之间的成都平原中央．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号称“天府之国”。成都人的闲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宋史·地理志》也说：“其所获多为邀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元朝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也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成都,号大西国。     

北宋东京的荔枝树

荔枝是我国南方珍果。假种皮(俗称果肉)新鲜时半透明凝脂状,多汁,味甘美而有佳香。苏轼曾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名句。然而,荔枝“性最畏寒”,在北方不易生长。汉、唐、宋诸朝,建都于北纬34°以北的长安、开封、帝王、后妃要想吃到新鲜荔枝,只有取自南方。杜子美诗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     

童星叶子:在求学路上向前奔跑

<正>童星叶子6岁走进影视圈,11岁成名,先后出演了《乌龟也上网》《春天后母心》等多部影视剧,14岁声名鹊起时,她却宣布退出娱乐圈,立志考“最好的大学”,最终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如今,她已硕士毕业……童星逃离影视圈叶子1995年10月出生于成都一个市民家庭。她从小就表现得灵秀聪慧、落落大方,喜欢表演、朗诵、跳舞等。     

我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中国古代的印刷业可分为官刻、私坊和寺院三个系统,其中尤以民间私坊刻书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经咒首行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说明唐代已出现私坊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