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与梁启超的“新”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他一生涉猎甚广,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报刊业和学术、思想文化方面。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于梁启超之手。《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     

梁启超使『美人计』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介绍西方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任主编,一些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撰稿.《新民丛报》议论新颖、语言明快、文字生动,深受读者欢迎,在国内设有多处售报点,印数高达1.4万册,还经常再版、翻印.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自1879年今义的"共和"进入汉语世界,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共和"的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所指能指因人而异。与通常认为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学说以及相关观念的引进,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产生广泛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的结果。可是,正当共和思潮勃发之际,中国新党和海外华人内斗的现实、美洲共和制各国的弊病、列强争霸的大势以及重新解读相关学理等因素交相作用,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宣布告别共和,一步退至开明专制。梁启超虽然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但其对于青年的鼓动激励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新民丛报”停刊考析

一九○七年十一月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停刊,是辛亥革命史上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迄今学术界大都认为,《丛报》是与《民报》论战彻底失败而被迫停刊的。其主要论据有二:一,一九○六年十一月《丛报》刊登署名“与之”的文     

敢将孔孟比卢梭——维新大员李端棻的民权观

作为维新大员,李端棻在赦返贵阳后,其思想仍旧"与时俱进",活跃开通.其间尤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主聘经世学堂后在第一次月课中所出题目"卢梭论",据殷亮轩回忆:"应考诸生不知卢梭是哪个朝代的人,遍翻人名词书,如《尚友录》《历代名臣言行录》,都查考不出来.李即出所藏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载有卢梭传记,给大家传写抄阅.""...     

离异与回归: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的两次思想转变

在戊戌变法中以改良和立宪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思想出现了明显的离异倾向。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不断发表政论性文章,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主张,被郭沫若誉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①。然而,1903年下半年初,梁启超的立场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思想从主张反清和民主共和回归到主张改良和君主立宪。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两次重大转变,原因非常复杂,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及其所处时代一些问题的认识。1898年9月,慈薄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浙台…     

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

正一、缘起1943年7月,刘达武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问世。他在该遗集的《蔡松坡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六年(1900)条下记曰:梁启超招蔡锷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1)由于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普遍釆用这一记载,于是击椎生这个名字就与蔡锷的英名一起广泛流传开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其实大可怀疑,《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才创刊,1900年何须"襄笔政"之人?蔡锷这年实际是在《清议报》分任文字之责。(2)此外,无论是《清议     

解玺璋,写70万字《梁启超传》 作品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是文学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的看法。他用4年时间写完的《梁启超传》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这部作品分上下两部,70多万字,呈现出了梁启超生前的种种是非曲直,折射出这位"饮冰室主人"身处的时代漩涡、风云底色。9月7日,初秋的北京,     

日本康、梁遗迹访问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于次年4月,由横滨乘轮赴加拿大;10月,自加拿大返香港,途经日本;1910年重来日本。梁启超则在横滨编印《清议报》、《新民丛报》,旅居日本时间更长。康、梁在日本留下了大量遗迹遗物,探访这些遗迹,搜录有关康、梁在日活动的旧闻,是我多年的愿望。 1983年11月至1984年5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讲学和研究,其间也到过京都和神户。在东京大     

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

《新民说》是梁启超浩翰著述中较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近代思想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自发表之日起,人们对它的评价就仁智互见。直至今日,仍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梁启超《白香山诗集》未刊批点辑录

梁启超1918年卧病期间批点的《白香山诗集》,共218条,由梁启勋过录于清康熙汪立名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诗集》之中,是稀见的梁启超学术研究未刊资料。梁启超批点白居易诗,既沿承了传统评点之学重体悟感发的特点,又融入了其思想转折时期特有的文学品鉴标准,是梁启超人生后期"情感中心说"诗学理念生成史的重要一环。本文略述此文献之性质,继而以汪立名本《白香山诗长庆集》、《白香山诗后集》为次第,对梁启勋过录本进行系统释文,以供学界进一步探研。     

爱国志士阮则文尸谏抗日

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即将爆发的前两个月,南京已被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所笼罩。五月七日,南京《大公报》、《新民报》、《南京日报》、《华报》等各报同时登载一条特大新闻。其中,《新民报》特号黑体字的通栏标题最为醒目：——“向国人作尸谏阮则文遗书敬望国人一致抗日”原文摘录;“忧愤国事自沉玄武湖的贵州县长阮则文,此次之死,其情之哀痛,其用意之深厚,足以感动国人之爱国情绪而袁矜者。本报已获得其遗书,现其内容,固不仅其书法之佳,词句之美,其爱国精神之伟大,已全部溢于纸面,而其对于身后之准备尤为周到,可…     

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释

<正>一、佚札的发现梁启超的翰札,自《梁启超全集》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出版以后,续有新资料面世,1迄今尚未有完整的汇辑本。就目前已刊布梁启超书信的情况来看,大多属民国时期所作,而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翰札往来,却鲜有新材料的发见。笔者在从事日本"大隈文书"档案编目方法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其中有编号"イ14 B0351"的装裱函札一轴,共裱书信六通,其中有四通为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避难日本时致大隈重信之函,前两通尚存有信封。诸札为《梁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

本文主要论述了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以文学新民的特殊功绩。文章认为,梁启超比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更明确地意识到：新民救国,不可不借重文学的力量;思想启蒙,不可没有文学的鼎力相助。在促进文学与思想启蒙牢牢结盟的过程中,梁启超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正是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获得了文学革新的激情与灵感;也正是附着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之上,近代文学革新才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与辉煌。     

张朋园 可以选出一个陈“总统”也可以法办一个陈水扁

张朋园1926年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民主政治的困境: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奉旨向光绪帝进呈其著作《变法通议》,该进呈本和抄本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变法通议》进呈本和抄本,与梁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相比较,文字大体相同,但新增了11篇文章,基本将其当时最重要的政论文章都抄录进呈了,以能影响光绪帝的思想。由此再查当时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发表的所有文章,发现另有42篇未进呈,除了不宜进呈的文章外,另有《说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3篇,主要是隐瞒了"大同三世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