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李学智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亦是商人参加“五四”运动的最主要的形式。本文拟对此作一考察,或许对全面了解天津“五四”运动的情况,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商业资产阶级的性质,不无稗益。（一）...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

1928年国民党统治北平后,受市党部领导的反日会将抵制日货作为重要的反日工作来推动,商界(尤其是总商会)则自始至终希望维持和恢复正常的秩序,由此双方发生一系列争执和对抗。市党部在主要指导委员被CC系取代之前,对反日运动一直持支持的态度;北平军政当局在运动前期给予了一定协助,后来则同情商人,意欲使运动降温乃至落幕,但忌惮承担镇压反日运动的罪名,极力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最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介入,才将北平的反日运动打压下去。反日会与商界的纠纷及党政机关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推动爱国运动与维护自身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试论五四运动中罢市斗争的作用和影响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广泛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初时以学生运动为主。6月5日以后,除了学生罢课外,又出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斗争,把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过去史学界对商人罢市的作用和影响论述甚少,估价过低,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商人阶层,除了极少数大买办大商人外,绝大部分都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程序。以“五四”、“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浅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     

吴县反日救国会及县商会抵制日货活动资料选编

“九一八”事变后,苏州地方各界奋起救国,各种反日团体纷纷成立,吴县反日救国会即为其中之一。在吴县县商会的协助下,反日救国会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然而,随着抵制活动的深入,反日会在处理日贷过程中损伤了一部份商人的经济利益,县商会因而也转变了态度,由于吴县地方国民党党整会等的干涉,反日救国会最终被迫停止了活动。本组资料大致反映了这一活动的基本过程,可供研究吴县地方反日救国会及县商会活动之参考。特自馆藏档案中选出,公布于后。     

1930年代瓯海关与反日会缉私权之冲突

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之后,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随之出现了沿海走私高潮.海关虽然加强了缉私力量,但仍面临着沉重的缉私压力,海关缉私也受到地方团体的干扰.1933年瓯海关缉获白糖却被地方反日会强抢一案,充分反映了地方团体对海关缉私权的挑战.为了维护海关权威以及缉私专权,海关一方面通过寻求国家权力的支持,用行政命令来维护海关权威;另一方面也通过提高缉私奖励来争取反日会的支持,从而迫使反日会将缉获日货交给海关处置.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五四运动中陆续成立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组织和动员广大中、下层商人以同盟罢市、函电抗争、捐助款项等多种方式参与了五卅运动,表达了对学生爱国行动的一种有力声援,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对外交涉的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人、学生的后顾之忧,使得斗争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坚持下来,成为上海各商人组织中政冶性格最为鲜明的街区性团体.本文认为,五卅运动中的罢市是一种斗争手段,开市是一种策略选择,罢市与开市之争,不应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分际线,更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坚定与否的标志.     

浠水县博物馆藏“九一八”纪念碑座考

浠水县博物馆于1984年7月征集入藏了一方九一八纪念碑座。该碑座白石质,长70、宽67、高54厘米,顶面中央凿一长42、宽20、深15厘米的凹槽,四侧面中一相对侧面刻有铭文,分别是永远对日经济绝交(图一)、日本于九月十八日强占东三省我们要团结奋斗雪耻复仇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日建立蕲水反日会(蕲水即今浠水县)。碑座重约千     

近代日本与广州间的国际贸易——以日货贸易为中心

20世纪初期,近代华南海域贸易中的台湾贸易网络迅速壮大,并与既存的香港贸易网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即使在香港贸易网络的传统腹地广州,也受到来自台湾贸易网络的冲击。然而,穗港一带的广东商人们却长期通过香港吸纳日货进口,并牢牢掌握日货经香港转运至广州及在广州市场销售的贸易环节,成为日货行销广州的主要推手及受益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广州抵制日货运动与香港日货对广州走私贸易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对广州的贸易活动陷于停滞,广州的日商势力也奄奄一息。而广州的日货贸易与日商势力间相互分离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为止。     

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931-193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持续性、全面性、广泛性、激烈性等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本文拟以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估,进而探究抵制日货的政治目的能否实现。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五四运动 星火燎原

1919年5月4日,中国各地已经遍布了干柴,五四运动就是点燃干柴的火焰,一时间,举国上下燃起了熊熊烈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热情。各地纷纷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共同奏响了一曲全国人民反帝救国的宏大乐章。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罢市是辛亥时期城镇商人及其他市民反抗斗争的普遍形式之一。目前的有关著述,往往把它简单地当作民众的自发斗争,混同于一般民变。这固然体现了罢市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一面,但也从根本上混淆了二者的性质。清末罢市有一个资产阶级自觉斗争性质逐渐清晰的发展过程,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     

翱翔蓝天三十年

我１９１７年２月１５日出生于贵州盘县城关一个商人家庭。“南京中央军校”十期暨“中央航空学校”九期以及美国“道格拉斯高级轰炸飞行学校”“奥斯汀空运飞行学校”毕业。曾参加震动中外的反蒋“两航起义”壮举,由香港驾机飞回祖国。 记得我从南台小学毕业后,在贵阳读中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目睹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我满怀着抗日激情,参加“学生救国团”,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带领学生游行示威,演讲宣传,抵制日货,爱国学生运动高涨,焚烧日货,捣毁日货商店冲击了一批奸商,使贵州统治者感到不安,先对抗日活动进行…     

植物、商业与时局：民族危机视野下除虫菊的引种与推广(1887—1949)

除虫菊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甲午战败后,中国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认识并零星引种了作为日本新兴农业经济产物的除虫菊。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商人借助抵制日货的时机,将除虫菊鼓吹成可“杜塞漏卮”的“厚利”农业经济作物,提倡国人种植,以取代日货,开启了除虫菊商业种植的浪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为从经济上抵抗日本,赋予了除虫菊“经济抗日”的使命和意义,大力提倡种植,获得各方的广泛响应,国内除虫菊的种植规模日盛。然而,抗战的全面爆发,不仅使除虫菊种植业和相关制造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使得其“经济抗日”的使命失去了实际意义,从此一蹶不振。除虫菊原本只是颇具杀虫效力的菊科植物,但其引种与推广历程却是近代民族危机下中国从经济上反抗日本侵略的期许与努力在植物上的展现与缩影。     

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之后果分析

1923年抵制日货是近代史上国人的第六次抵制日货运动,其规模、范围、持续时间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历次抵制同类运动无法比拟的。笔者借助当时相关报纸新闻、文献史料来粗浅分析此次抵制运动对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