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兼论中国地缘战略抉择

主体间性一词是20世纪西方哲学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多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主体间性就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主体间性具有物质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其存在于集体主体之中,可以通过"教化"获得。据此,本文通过对四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即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的历史分析,挖掘了隐含在其中的主体间性。并以美国对苏联和中国实施的地缘战略围堵为例,通过分析同一地缘战略所导致的截然不同结果,表明了地缘战略的构建、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主体间性。最后根据主体间性提出中国未来地缘战略抉择。     

高中政治课堂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构建

新课程理念对"人的发展"和"主体性"给予重视和彰显,在新课程理念下,师生间的关系也应重新审视,将主体间性师生关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本文阐述了主体间性以及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含义,并论述了在高中政治课堂构建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意义及措施。     

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

"现代"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于20世纪初,被普遍使用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晚清到民国初年翻译西方历史、接受三段历史分期观念的过程中,较早使用的词是"近世"或"近代",但相比之下,"现代"更能摆脱单纯的时间远近的规定,体现"modern"内涵中的"新异性",因而后来被更多地使用。到五四运动后,汉语中的"现代"概念逐渐通过自我确认获得正当性,一方面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区别,树立自己的一套规范性表述,另一方面它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从而摆脱了单纯的时间性。"现代"由此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概念,而成为特别的价值观念。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个体的身体感受来研究个体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做是先于我们所有的实践、思想、本能而存在的先验前提,在此基础上,人类以文化语言、社会关系为中介,建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而民俗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共通性来研究民众的生活与传承,理解并感受他人的生活。以关注具体生活状态、传统与个人性、身体感受为重点的表演理论体现了民俗学"生活世界"的核心内涵。     

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

文章以兼跨长城南北的唐前期为例,旨在分析以汉人为主体建构的政权超越农耕区进入草原所受到的限制及其因缘,认为农耕王朝兼跨的局限乃在于自身的生计方式与草原游牧生计存在着难以兼容的张力。如何有效地将迥然有别的游牧与农耕生计为依托的群体共融在一个政权体内,虽然耗费了唐朝历代统治集团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但终究以彼此的分隔而结局。此种衍化的路径似乎暗示"纯粹"的农耕王朝尚不足以跨越南北兼跨的障碍,该任务则落在了源自中原周边尤其北方的政治势力及其含括中原模式而南北兼容的王朝(如元、清)肩上,然而这种政治体同样面临着内部诸种势力与群体间的磨合张力。     

德育的理想模式——交往式德育

简述了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发展,并从主体间性视域下分析高校德育工作的缺失,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德育工作的方法,交往式和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有效渠道。构建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模式,搭建主体间平等的话语权平台,从而培养与塑造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

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有自身的核心关切、内在结构和话语系统。从当时的"西学"、"天学"、"性学"和"超性学"等概念的历史和内涵角度,来把握相关问题,能增进今人的理解。当时的西学,也存在助益近代性的因素和超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前者主要表现为实证的"全球意识"的引入,随之而来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以及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方法的传导及其意义等方面;后者则可从当时创译并流传开来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价值,或一些长期被遗忘的人文学科译著的内涵挖掘等方面,来加以解读。     

战后美军在华处置战犯问题初探

二战结束后,驻华美军自行在中国境内处置战犯,极大地侵害了中国主权,引发中美司法管辖权之争。中美双方就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中美口头谅解协议和盟国间引渡战犯条约这两项文件展开交涉。虽然口头谅解协议及美军的行动,不仅突破了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所规定的司法管辖权,甚至也超越了中美《新约》签订前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权限,但基于"中美军事同盟"的压力和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最终又不得不单方面妥协退让,吞下苦果。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国民政府主权意识的薄弱和官僚制度的弊端,也折射出战后中美关系及战犯处置问题的复杂性。     

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

"义赈"一词最晚在16世纪已经产生。在其后数百年中,该词的流布情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践内容,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起初,该词主要被作为捐赈活动的一个褒称,使用频率十分有限。到19世纪前半期,该词开始被用来指称一种特定的地方性赈灾活动,其名声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词又成为新兴民间赈灾活动的专名,并风行于海内外。这种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而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来充分理解这一进程,也可以为考察中国民间赈灾事业的演变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晚明江南的民间收藏交易空间与“隐性网络”

晚明,江南民间收藏之风兴盛。古董摊铺等经销实体不断增多,并在收藏中心城市形成规律化分布格局。为迎合消费群体的兴味,其内部空间也逐渐进行着调整与改造。同时,以文人士夫为主体,古董商人联络其间而形成的交易"隐性网络"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此网络中,围绕艺术品的鉴赏、交易等内容,不同角色间进行着多类型的交流,并发挥着截然不同的影响。最终,"隐性网络"超越销售实体而成为民间收藏中最重要的藏品流通、交易渠道。     

反身性理论视野下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路径选择

反身性理论逐渐被运用在政治、经济、历史各个分析领域,与传统的分析方法不同,反身性理论将"不确定性"这一其它理论所忽视的因素积极引入,契合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的某些角度,使我们从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分析食安全风险的原因,并对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提出创造性建议。     

国外城市非正规性研究进展及启示

21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界认为大部分城市发展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城市理论也将产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而城市非正规性是其主要特征。本文首先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具有对"二元主义"的超越,"传统"非正规研究的超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3个特征,并明晰了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内涵是一种管治模式;其次,认为制度变迁和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之间的焦距在于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等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城市非正规性互补式、补充式和让步式3种主要类型;最后,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总结了非正规性在中国形成的根源,并提出非正规性可以理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非正规实践及非正规制度蕴含制度创新的启示。     

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上)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基于对民主的诉求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党派成为联合政府的成员。随着中共权力的稳固,民主党派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民主党派从盟友变为改造对象,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了活动。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造后的民主党派仍作为政权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最终被定位于"参政党"。本文拟分为"前世"、"无间道"和"今生"三个部分,分析中国民主党派被改造的历史。     

简论哲学基本问题与历史主体客体问题的关系

哲学基本问题与历史主体客体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它对研讨哲学的产生、发展及体系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此谈些粗浅的看法。哲学基本问题与历史主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首先,二者相互区别。这种区别表现为：第一,二者的现实内容不同。思维与存在,从认识论和历史观看,揭示的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本体论看,反映的是实体和属性、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而主体和客体之间虽然也包含着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存在于主体意识与反映对象之间,主体并不是意识,客体也不等同于存在。如果说思维和存在揭示的是物…     

作为行动者的泰山进香女性

当前,女性已经成为民间信仰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角。但总体而言。学界对出现在民间信仰领域里的女性的关注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研究者又多是从文化客位出发来进行的。那么,从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的互动交流出发来认识出现在泰山庙宇中的敬神的妇女,力图将其看作充满了主体意识的行动者,并在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之间的互动中理解她们的行为和观念,其作为行动者的一面被突出出来。     

中国世界史主体意识的现代诠释

对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体间性这一观念的理解与再诠释,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中国世界史学主体性的理解,并为中国学者以主体的角色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中的更大责任和义务。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构建中国世界历史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判思考

本文主要围绕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理展开,笛卡尔以不可置疑的"怀疑"为工具对以往哲学体系进行考察,最终得出作为怀疑主体的"我"的存在,从而构筑起自己的知识大厦。但在笛卡尔本身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发现,怀疑的存在性实际上并不保证主体"我"的存在性,只是笛卡尔将作为天赋观念的"我"先验的至于他的整个论证之中了,所以"我思故我在"的合理性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二湘”抒情主体的重新认识

本文通过对《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的深入分析,认为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对"二湘"抒情主体理解不准确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通说的批判式分析与对"二湘"文本的系统考察,重新确认两诗的抒情主体,即,《湘君》的抒情主体是湘君,而《湘夫人》的抒情主体就是湘夫人.     

跨界网络与民族国家——评《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

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教授的力作《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于2013年1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中国模式"与"跨界亚洲"的互动,为理解有明确边界的民族国家与超越边界的跨国网络建构之间的     

周代祭祀用牲礼制考略

周人常规祀典用牲的种类和规模,依据祭祀主体的身份而定,考古发现祭祀用牲的规模和等级.也与祭祀主体的地位密切相关.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周人献祭用牲,具有"贵牷肥"、 "贵纯"、"尚赤"、 "尚幼"、"贵牡"等崇尚,这些多被考古发现以及出土文献所证实.周代存在以刍狗、土龙、偶车马、人俑等"假牲"祭祀的礼俗.周人尚有饰牲之礼,祭祀之前,牺牲被刷治一新并加以文饰,以取媚于神灵.作为牺牲的替代品,刍狗、土龙等"假牲"也被加以文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