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初期丝绸之路是否畅通的初探

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在中东西方交流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唐朝的灭亡,古丝绸之路一度中断。由于年代久远,所存资料极少,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几乎完全中断的。而黑水城西夏文献得出土,经过整理之后发现了极为重要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天盛律令》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和西夏商贸往来的史料,这为我们研究西夏时期丝路情况提供了大量材料,使人们以往对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有了全新的认识。故本文对西夏初期期丝绸之路是否畅通进行一下简单的探讨,其对西夏商业的研究而且对西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

丝绸之路穿越西夏,西夏本身为发展经济,与东西方国家都有贸易关系,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只与东方贸易。在丝路贸易中,西夏国使用货币也颇有特色,并制定了专门的钱币法。这是西夏乃至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货币史资料,也是研究丝路货币的珍贵资料。但这些资料,以前罕为人知,更很少有人研究。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北宋防御西夏的前沿阵地环州城考察研究

环县在北宋时期是宋夏边境,境内既有北宋防御西夏的古城遗存,也有西夏前沿堡寨遗址。西夏占领清远军后对北宋环庆路构成巨大威胁,对宋作战多以此为突破口。为对西夏进行有效防御,范仲淹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时确定了"堡寨防御"战略,在环州境内建立了一系列城、堡、寨,构建了环州防御系统,与今华池县境内的大顺城防御系统和怀安防御系统共同构成了环庆路防御体系。     

敦煌学视角下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评《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正>杨富学先生与其弟子陈爱峰之新著《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由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该书除前言外,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编,选取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论述西夏时代的丝路与商贸往来、西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关系、宗教与文化交流诸问题。其中广泛利用了敦煌出土的西夏文献和敦煌学界的相关成果,对于西夏与丝路西段的民族关系着墨     

宁夏境内的西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全国各个区域和地方都在不断探索、开发和保护新的旅游资源。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对宁夏境内的西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运用实地调研的研究方式陈述了宁夏境内有关西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并作为研究对象。希望为此方面的研究和宁夏境内的西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发展建设作参考。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元、明西夏遗民碑刻浅述

西夏遗民,是西夏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西夏境内有党项、汉、回鹘、吐蕃、鞑靼等民族。所谓西夏遗民,并不包括西夏境内的所有民族,而是专指被蒙古灭亡后的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代,他们被称为河西人、唐兀人等。西夏遗民问题,关注的主要是西夏以后党项族的命运,也即他们的分布地区、政治活动、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状况,以及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等。西夏受汉族化的影响,遇事多立碑记述。     

英藏黑水城文献《天地八阳神咒经》拼接及研究

学界对于《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关注大多集中于数量众多的敦煌本和回鹘本上,而对于该经在西夏境内的传播却讨论不多。英藏黑水城文献有不少汉文佛经残片,其中有几件该经的残片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拼接。此外,通过比较西夏本八阳经与敦煌本、中原本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西夏境内八阳经的来源,这对进一步研究西夏的佛教或许有所帮助。     

地理环境与西夏历史

西夏时期 ,气候寒冷干燥 ,地表多荒漠。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 ,境内植被有所破坏。在干冷气候与人为活动的双重作用下 ,土地沙化现象较为明显。自然条件决定西夏经济以畜牧业为主 ,农业比重不大 ,基础较为薄弱 ,与中原地区互通有无 ,发展周边贸易成了西夏生存的必由之路 ,因而西夏对中原王朝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严酷的生存环境 ,频繁出现的饥荒 ,使得能骑善射的西夏军队极富掠夺性。对外征战不止 ,大肆劫掠财富、抢夺人口、侵占土地 ,成为西夏历史的一大特点。地理环境制约着西夏经济发展水平 ,但是特有的地形地貌却延缓了国家的灭亡。境内四周环绕的山脉、荒漠 ,宛如天然屏障 ,外敌难以深入 ,西夏因此得以长期立国。西夏后期 ,环境恶化 ,频繁出现的干旱和强烈地震加速了西夏的灭亡     

陇东塔文化——平凉、庆阳名塔概说

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两市,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古代闪烁着东西文明之光的丝绸之路从其境内通过。古塔作为佛教文化在平凉、庆阳境内传播的物质载体,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沧桑雄姿记录着丝绸古道昔日的繁荣,承载着丝路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浸染融合的光辉成就,成为研究丝路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凉、庆阳境内名塔众多,本文对这些古塔分门别类进行了概说。     

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

本文以新的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认为,中原王朝与乌孙、鄯善、高昌、西突厥、宁远、于阗等政权的和亲以及辽与大食的联姻,拓展和巩固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政权的和亲,辽与西夏、阻卜、回鹘的和亲,蒙元与高昌、高丽的联姻,以及满蒙之间的联姻,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吐谷浑、吐蕃等政权的和亲以及以拉萨为中心的吐蕃矛口亲圈,开辟或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和亲对丝绸之路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疆环境;二是和亲双方积极通商;三是和亲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带动了西域植桑养蚕业的发展;四是和亲公主努力协调双方关系,不断清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五是和亲公主对丝绸之路的监督;六是少数民族首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七是部分和亲公主从事商业活动;八是与和亲相关的使团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九是中原王朝的大量赐物丰富了丝绸之路。     

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及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1995、2005、2015年的中国国际航运数据,运用枢纽度模型与复杂网络方法重点分析了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地位变化,结果表明：上海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最重要的港口,联系航线比重上升,范围扩大,强度增强,与东南亚的港口联系最为紧密;中国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航运网络由香港、上海（一主一副）的双中心向上海、宁波、深圳、香港的四中心发展,上海港成为四中心港口之首,上海港和宁波港同质竞争激烈;最后,从港口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的角度提出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发展建议,包括东南亚发展战略、港口协同发展战略、金字塔发展战略。     

数字旅游在大线路旅游开发中的应用——兼论丝绸之路信息驿站建设的意义

丝绸之路旅游属于典型的大线路旅游发展项目,由于绵长的丝路沿线发展不平衡和系统耦合水平较低,丝路旅游长期处于"市场前景看好,开发欲行不行"的状态。对此必须要从战略设计和技术创新的双重角度,去破解丝绸之路沿线旅游业功能耦合和协同发展的难题,借助数字旅游体系的建构,为丝路旅游系统嵌入一个信息化的引擎,从而实现发展模式转换和质的跃升。本文对旅游信息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态进行了简要的辨析,并将数字旅游在大线路旅游开发中的功能进行了概括,结合丝绸之路四类旅游行为主体的诉求和四大关键环节的信息化任务,提出了丝绸之路信息驿站三级网络的建构创意,以及作为丝绸之路数字旅游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架构设计。     

Producing multiple imaginations of the Silk Road in Xi’an,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cent national proje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the BRI), is played out at the local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cities. Scholarship on the BRI focuses less on how the official narratives of the BRI have impacted the ongoing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contextualizes the BRI by examining how both official and alternative imaginations of the Silk Road contribute to municipal-level urban plans that visualize the Silk Road in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understanding the Silk Road in the local context, which entails a constellation of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by different actors involved in the official urban theming plans. These actors, both experts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ethnic communities, specify the vaguely defined ‘Silk Road’ in contexts that are within and beyond the original settings.     

古代洛阳与南海丝绸之路

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西汉时期。宋元明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南海丝绸之路则得到长足发展。古代洛阳连接南海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有三条,即从会稽、东冶至洛阳,从广州至洛阳,从缅甸经云南、四川至洛阳。沿着这三条路线,古代从海路来华并到达洛阳的国外使、商人、僧侣,主要来自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等地。     

锦上胡风——丝绸之路魏唐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

众所周知,在遥远的古代,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这条几千公里的长路上,丝绸是主要的贸易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一开始,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从东方向西方传播,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开始了“胡化”。     

论古丝绸之路历史对现实的启示

"一带一路"传承古丝绸之路历史,是丝路精神的延续。回顾总结古丝路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依照丝路2500余年的发展进程和其特点的演变,分阶段摘要论述对现实的启示,有助读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一带一路"的深入认识。     

丝路开通之初帕提亚帝国境内的东西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的具体路径是学界在中外交流领域长期关注的焦点.张骞凿空之时,正是帕提亚帝国疆域大扩张时期,从两河流域到中亚的道路基本在其控制之下.从西到东,帕提亚帝国的领土可分为三大区域:亚述一巴比伦尼亚地区、伊朗高原上的波斯腹地以及赫卡尼亚以东的不稳定控制地域.自亚历山大东征至四大帝国并立时的1-2世纪,帕提亚帝国境内的东西...     

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两枚金属制品功能探讨

苏巴什佛寺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外的重要节点,对其出土遗物的研究为分析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贸易的流通与繁荣提供重要借鉴。本工作采用X光照相、X射线荧光、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观察、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等科技分析手段,并结合相关文献,对苏巴什佛寺发现的两枚金属制品的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初步确定一枚样品为西突厥打戳铜币,一枚样品为仿银金属制品,表面使用了自然铝。文章的分析结果对于研究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西域诸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中原与西方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Sounding the Journey: The Silk Road Journey by Genjō Sanzō (602–664 CE) in Daylight,Moonlight Kitarō Live In Yakushiji

Since receiving international acclaim in the 1980s for the soundtrack of the popular NHK/CCTV documentary series The Silk Road, Kitarō has tapped in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sia. In 2001, Kitarō presented a live performance in the 1,300 year-old temple of Yakushiji in Nara, Japan, selecting works from his repertoire to pay homage to the Buddhist monk Genjō Sanzō, a significant figure in religious history who undertook an epic 16-year journey westward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Kitarō portrays that journey in the Yakushiji performance. It first examines how three cultural components used in the homage – namely, Genjō Sanzō, the Silk Road and the concept of journey – are deeply connected to Japanese cultural heritage. It then analyses the performance to reveal how these components are delivered through Kitarō’s music to portray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journey of the monk. It argues that by selecting music that links to his own associations with the Silk Road, Kitarō has created a concept album that not only unifies New Age music with elements of Japanes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practice, but also makes them more accessible for the increasingly secularised contemporary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