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人类学的语境中,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虽具动态性,但却有约定俗成的研究范畴。基于此,关于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相关议题：民间信仰与现代化,民间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学者们在不断拓展民间信仰研究内容的同时,也在寻求研究范式的转换,这表明在人类学语境中,民间信仰研究已有共同的问题、方法和学术取向,初具学术范式的意义。但是,在“非遗”之后的民间信仰研究要获得进一步学术推进,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分析框架,深化问题意识。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这一名词开始频繁在国内报刊出现,既有学者大力倡导,亦有学者相当怀疑。①近代史学界对此亦有回应。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其间对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有诸多分析与讨论②,张佩国则直接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版了他的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③。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对近代史研究可能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     

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动向：对美国和加拿大博士论文的分析

都市人类学①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中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在8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到了90年代它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以至于一些学者评论它是“正在逐渐地演变为一门重新整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anjek，1990：154）。的确，现在我们很难区分“都市”和“非都市”的研究项目，因为通过美国有线新闻（CNN）电视台的报道，世界大事得以迅速被知晓，就业移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而不断迁移，政治难民为了逃避政府资助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流亡国外，后现代的旅客们转向追求返朴归真和真实的生态“体验”，这些跨越全球的活动使得地球连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跨越人文类型的空间阻隔——社会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沟通

社会人类学一直致力于各种人文类型间的文化沟通和文化理解。人类学家们对异域文化的探寻、对本土文化的自省,旨在化解各族群间因陌生而造成的误解和隔阂。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社会首次突破了不同人文类型之间的空间阻隔,为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然而这种科技的发明与创新也给多元文化的并存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如何消解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悖论,建构起汇聚共荣、“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不仅是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的课题,也是对其学科存在价值的考验。     

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一份旁听报告

本文以2007—2008学年哈佛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华琛教授开设的课程、凯博文教授所做的学术报告为核心,结合相关论著,展示了哈佛在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进展的片段。核心内容是华琛的饮食文化与全球化研究,凯博文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缤纷多彩的研究项目和研讨活动、多样化的课程,催生了一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我的人类学情结（上）

我虽然不是人类学的科班出身,而是“八十岁学箍桶”,“半路出家”。但是,我对人类学的兴趣却是与日俱增,对推动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的了。     

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

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或“人类学转向”,是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长期互动并相互促成研究视野与方法转变的一个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在所谓“后现代”思潮中对传统学科体系和研究规范进行全面反思与重建的大背景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阵营中“科学性”一向受到怀疑的两门学科——历史学与人类学,开始逐渐向对方靠拢。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分别成为各自学科转型的主要趋势之一,两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雪球》和“雪球”理论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为重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材料提炼、概括和提升出理论性的成果。回顾人类学研究史,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cnc—dict)的《菊与刀》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人类学著作,作者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深刻分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不仅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在日本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八十年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