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清末监卡

<正>本文写的是清朝末年的情状,这类似的情状,在当今个别地方是否在重演呢?监卡是收押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地方,俗称大牢或班房。清代监狱形式复杂,且管理混乱。一般民众惧怕官府,对其形式多不了     

《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评介

<正>近年来，黄宗智等学者通过对清代法律表达与实践领域的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清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美国历史学者张婷新近出版的《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张田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将清代法律的制度史与清代晚期兴盛的出版史两条研究线索贯穿于清代法律实践的研究，呈现出清代官民如何获取相对准确的法律知识、法律知识商业化如何改变法律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法律知识又是如何有力地影响人们抉择与行动的社会实态。     

回例与乾隆时期回疆的刑案审判

清朝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边疆问题的解决上,今人,尤其是"新清史"对此研究颇多。但其关注多在满、蒙、藏及统治者与上述人群之关联,于回人和回疆着墨较少。本文基于清代满汉档案所载涉及回人的刑案,探讨了回疆地方法律回例在司法中的应用,以及清政府对回例适用范围的不断调整,并指出回疆动乱与统治阶层和其他群体间的文化隔阂,最终导致清政府的回疆统治理念由因俗而治转向了制度趋同。     

清代盐政基本原理论纲（1644—1850）

清朝发展出复杂的盐业管理制度体系,设置官员,特许专商,派出兵丁、巡役,对食盐的产、运、销进行全面规制,其目标为盐课收入,即所谓“规制生财”,这揭示了清代盐政的基本目标、特点和性质。清代盐政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五大原则：盐课收入最大化期望转化为课入最优化实践的试错原则,交易成本与课入量动态协调的平衡原则,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折中原则,作为盐区边界纠纷动力的行政收益考量原则,使盐区难以改划更无法取消的路径依赖原则。这五大原则型构了清代盐政运作的内在逻辑和机制。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一直被视为一起重要的文字狱,本文则探讨伪稿在清代走向鼎盛时期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笔者认为:各个层级的商人是伪稿案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商业中心的商行、会馆获得信息,再通过商业网络将伪稿传向不同区域,成为当时基层民众表达和发泄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这种商业社会消解着清朝的国家力量,让看似高效、强大的督抚力量在查办伪稿案时一筹莫展,让皇帝无可奈何。     

从清代中央行政官职机构词语看满汉文化关系

本文运用文化语言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主要从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入手,通过对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的对比、转变,展现出清朝官制既有承袭明制的一面,又有民族特色的一面,从而进一步说明满汉文化是相互影响、融合的关系,而并非同化关系。     

死刑与儒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传统法律有关宽宥的限度

清朝命案刑科题本的近代读者,不得不佩服清代县长调查和审判命案时所表现的勤勉和称职。因此,从县长的立场来看,审理每一件命案不仅要有效率,同时也必须兼顾人道的考量。本篇文章分析四件因为「护亲情切」而杀死人的案例,充分显示县长如何运用娴熟的技巧,把明确及不明确的案情片段结合起来,做出既符合清代法律规定也顾及当时道德标准的判决。官僚体制为求效率,在执行律法时似乎会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产生矛盾。但作者认为,清代处理命案的法律制度,已足以解决该项问题。     

清代立嗣过继制度考察——以法律、宗族规则和惯习为中心

清代立嗣过继受到法律、宗族规训及谱例、民间惯习等制度的约束和引导。清朝法律强调立嗣过继应遵守昭穆秩序,但又有允许择爱等弹性规定。宗族组织的立嗣过继规训、谱例与法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甚至其正统性意识较官方政策更强。民间惯习中立嗣过继的循序原则一定程度上被软化了,以便使这一行为更符合立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立嗣过继个案显示,民众的立嗣过继行为并非不折不扣地遵循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调整,立嗣过继中的违规做法也非个别现象。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

本文讨论清朝的法律对待族群之差异,这是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的重要议题。清代统治者常说满汉一家、不分满汉,利用汉化政策掩饰,似乎看不到满汉的区别。从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可以看到,清朝统治旗人与汉人是不同的。     

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年的清朝立法概况

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基本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但随着社会的前进也有所发展。正象清朝统治下全面保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一样,清朝的法律制度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历史特点。众所周知,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封建末代王朝,满族从建立后金政权时起,便基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的说来,迄至入关以前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1入关以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原有的简单旧律已经不能适应清朝统治全国的新形势,因而很快便开…     

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以朝贡为载体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自清初康熙六年恢复确立至光绪十一年法吞蚀越南,历时200余年而终结。期间,作为朝贡国的越南,虽在形式上对中国清朝恭行事大之礼,而实际却为取得对清关系的主动、平等以及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推行"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因此每逢贡期,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尤其对入清使臣的物色,更是精心挑选。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深谙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妥善处理与强大邻国清朝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巩固和安全提供保护,往往在遵循既存宗藩朝贡体制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而煞费苦心。他们为整个清代中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清代的"礼治"

清朝是一个重“礼治”的社会．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仅受着严密的成法律规范的约束,还受着无形的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就整体而言,清代不是一个“法治一社会,而是一个“礼治”社会。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О年的清朝立法概况

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基本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但随着社会的前进也有所发展。正象清朝统治下全面保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一样,清朝的法律制度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历史特点。众所周知,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封建末代王朝,满族从建立后金政权时起,便     

建构清代法律新的解释体系——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正>一、黄宗智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先生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在一次讲座中他曾说起:"从1988年开始,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史研究,转眼已经二十年了。"[1]在这二十年里,黄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论文集《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不胜枚举的相     

阮元与清代今文经学

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主要以考据学成就而著称。但是,他与今文经学也有关联。他不仅为庄存与和孔广森等的著作作序表示推许、予以资助出版,而且与凌曙、龚自珍等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他在学海堂中明确表示尊重何休及其学术。这是因为：一方面,清朝统治者赞许今文经学;另一方面,乾嘉汉学盛极而衰并遭到了攻击。阮元兼容今文经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光大。     

17世纪清朝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与交涉

皇太极提出的“毋违明国旧例”原则贯穿了17世纪清朝与朝鲜咨文往来与交涉的全过程。但清初并没有全盘照搬明制,并非由礼部而是由户部主导对朝咨文交涉。顺治帝亲政后,对朝咨文处理模式开始转换为明朝时旧例——由礼部主导。这说明清朝对明制的接受与继承过程是曲折的,是经过改造的。清朝展示出符合宗主国身份的姿态,在涉朝事务上采用“明国旧例”,而朝鲜亦在同样的原则下进行回应,这也是清鲜封贡关系得以稳定运行二百余年的原因之一。     

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

生员进学年龄的大小与科举制度运作、朝廷文教政策、传统教育风习及当地社会文化区域概貌等密切关联。目前学界对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虽有估算,认为平均年龄在24岁,但存在取样偏少,局限特定时段、单一地域等问题。以近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所收清人年谱为依据,统计分析其中277位有确切记载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考取生员时的年龄,得到平均为19.72(虚)岁的结果。生员进学年龄比之前估算的要低得多,提示清代科举人口的数量应重新计算,也为今人对旧时中国教育普及程度的重新认识提供了重要旁证。     

18世纪中后期清朝对浩罕政治军事信息的搜集与认知

18世纪中后期,清朝主动搜集信息,了解浩罕、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部族政权的动向。往返于中亚各商镇与喀什噶尔之间的贸易商队和投归清朝的厄鲁特逃人,向清朝提供了关键信息。这些信息的内容包含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及河中地区的政治、军事、外交动态。文章呈现清代西北边疆信息搜集机制的运作实态,进而探讨清朝对18世纪中后期中亚政局的认知情况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