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十年代“好人政府”组阁的政治解析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政坛可以称得上是波谲云诡、跌宕起伏,从辛亥风云、北洋沉浮到全民抗战、国共对决,各派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力图在纵横捭阖的政治拼图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政治在进退失据中曲折发展。以军权政     

延安的『废话公司』

20世纪40年代,红都延安有一家著名的“废话公司”,它是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的,周恩来任“董事长”“总经理”,若干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成为“股东”或“董事”.公司“办公”地址在蓝家坪.     

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视野——读《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札记

正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是现代中国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政治统一与社会整合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式各类政治思想和主张交织的年代。诸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各派力量为背景、各具特色的"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独特风貌。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即以探讨胡适等活跃于《独立评论》杂志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与政治势力交锋博弈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为视角,深入考察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命运。自90年代起,张太原教授即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迄今已在该领域耕耘20余年,累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他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撰写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毛泽东的『中国梦』

毛泽东的“中国梦”,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前瞻和战略远见.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用50-60年时间赶超美国的战略设想.毛泽东指出: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产量)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他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讲话中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貌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究竟谁是『协商』发明人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 1945年8月,漫长的1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多个党派.     

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始末

"河豚鱼计划"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提出的一项计划,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1934年正式出现了"河豚鱼计划"的说法.日本人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此后"河豚鱼计划"的内容更加详细完善,提出在中国的上海或"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建议.那么,日本缘何如此青睐犹太人,这其中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历史秘密呢?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许纪霖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４日,以蔡元培领衔的中国１６名著名自由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后来被视作中国“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①的宣言,实际是由胡适发起和起草的,其一问世即轰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政治力量崛起的原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是美国政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究其原因,是黑人大规模城市化、黑人中产阶级力量壮大、黑人政治意识增强及黑人合法主义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只是初步性的,其实质是黑人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将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的"诤臣",这一"诤臣"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批评的使命和目的.胡适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要有鼓励"合法的反对"的大度,而知识分子批评的目的正在于为政府救弊补偏,辩冤白谤.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一、威权主义政体的特征与类型"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中国知识界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了一阵讨论"新权威主义"的热潮。这次讨论主要是受到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影响,一些学者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来强调     

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

《路标》文集是 2 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次重要的思想集结。文集作者对 1 90 5年俄国革命发生及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对同时期盛行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同样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特别是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深入思考 ,并试图以此唤起知识分子的良知 ,以改变俄国社会发展方向。文集系统地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 ,构成了 2 0世纪俄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中国』含义的变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但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又都以中国为通称。实际上中国这个名称早在先秦时期的周武王、周成王时就已经出现,但指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尚书-梓材》中有对周成王的追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说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其“中国”显然是     

湖北花鸟画与『两张一王』

20世纪初叶的历史风云,使湖北这个灿烂楚文化的发祥地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工商业基地,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的心脏地带,抗日战争最大规模会战处等．几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舞台。凡此种种,决定了近代武汉的人文特色——政治人物密集、经济人物未成大器、文化人物巨匠纷呈。风云际会集聚才俊荟萃。20世纪湖北画坛上,张肇铭、张振铎、王霞宙以及徐松安、邓少峰、闻钧天、赵合俦等画家的花鸟画强势创作,构成了湖北画坛中国画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

抗战时期,随着日军战俘的日益增多,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创办了一所日军战俘学校,校长由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国名字叫林哲)担任.教员由从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校址就在延安宝塔山上.1941年5月,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倡导,学校制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     

庄士敦:来自西方的『帝师』

中国文化的痴迷者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说,在众多"帝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除了陈宝琛,就是他"灵魂的重要部分"的英文老师庄士敦.     

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斯兰改革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是以一批先进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伊斯兰理论家为中心的,致力于伊斯兰宗教—政治改革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它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实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对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以揭示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过程和意义。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民国“好人”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去世。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同年9月,王宠惠署理中国民国国务总理,此内阁中的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等人均为“海归”,都曾经主张由几个“好人”组织政府．因此称此届内阁为“好人政府”。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意识勃兴的原因及其特点

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表露出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地方意识总体上是乡土社会在近代社会变迁方面的反映。地方意识的特点是爱国主义与本位主义、进步性与落后性、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交织在一起。总之,这些特点使得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对近代中国社会演进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陈毅『赶走』岳父

1949年,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不久,他的岳父来到上海,住在他家.陈毅心想,现在刚刚解放,还在实行供给制,吃、穿、用都是由国家供给,多一个人,就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老人家住这里,国家要增加支出,还是动员他早些回去好.